刘健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文章：《当前最重要的是让企业家有信心》。就当前遇到的经济困难，他剑出偏锋，提出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建议：“现在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那样，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赚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给别人提供工作的事。我想，这样的话，经济危机不论多么深，我们总是能走出来的。”

　　这建议莫名其妙之处，在于它对于民情民意的奇特判断——张维迎说，“我们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很重要”。难道现在大家比较普遍地觉得赚钱不光荣吗？难道舆论反对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了？再进一步推论——只要大家都认定赚钱很光荣，不用投入那几万亿，就能从危机中走出来？

　　在原文中，张维迎教授是基于以下认识，提出上述对策建议的：“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当时社会最弱势的那些群体，他们做了在当时所有城里人、国有企业的人都不愿意干的事，最后他变富了，也使得我们第一个10年的经济成长了，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今天我们在舆论上，又认为他有原罪，认为他的钱不干净，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有信心，怎么能有安全感呢？”

　　我们都记得，经济学家们上一轮对于民众“仇富”问题疾言厉色的声讨，对于所谓“企业家的原罪”问题的担忧，集中发生在2006~2007年。但当时，中国经济一片热火朝天，企业家们正信心爆棚，所以并不曾有几个人配合专家们的大声疾呼做哭咧咧、过不下去日子状。

　　而且，和张维迎现在说的话一样，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们的一些著名论断，譬如“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等等，因为完全没有实证依据，跟广大勤劳苦干的、埋头挣钱的、老实巴交的、逆来顺受的、安贫乐道的或者嫌贫爱富的民众的自我感觉严重不符，所以热闹一阵后很快也就不再有人较真儿了。

　　对了，张维迎本人当时也是批评民众“仇富”心理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如果按照他的判断及推理，民众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仇富”倾向，而且这种倾向会影响企业家们的投资信心的话，那么在大约两年以前，早于美国，经济危机就应该首先在中国爆发了！它为什么竟会拖到现在？

　　其实，就在10天前，2月8日，与《当前最重要的是让企业家有信心》发表差不多同时，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已经无意中自己把自己的论据给否定了。下面是他演讲的原话：

　　“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信心仍然处于高点，在8年里达到最高。但一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关注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并不那么乐观。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也类似……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经济学家比企业家可能稍微提前了。”

　　就是说，张维迎教授自己也承认，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最高点降下来，至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按照张维迎教授的逻辑，出现民众“不觉得赚钱光荣”，“仇富”从而影响企业家信心的问题，也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前几年包括张教授本人在内的若干著名经济学家关于反对“仇富”的呼吁，因此也就都成了没有根据的高级牢骚、凭空胡扯。谁又能确定，张教授对于最近一年内中国发生了影响企业家投资信心的“原罪”舆论的判断，不同样也是凭空胡扯呢？

　　按理说，经济学家本应该是对于民众最有信心的群体。因为，整个经济学的学科大厦，就建立在“经济人理性”的假定之上。说中国的民众有“仇富”传统，实际上就等于说中国的民众不具备“经济人理性”，也就等于认定现代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进而也就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否定了——不是吗？

　　张维迎教授对于中国改革是有大贡献的人。从20多年前最先呼吁放手让市场调节物价，到几年前推动北大用人制度改革，不论其结果如何，他提出的改革大思路确实是高人一筹的。比他名气还大的那若干位曾毫无来由地担忧穷人“仇富”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如此。但如果舍弃严密的论证，完全跟着感觉走，且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就难免伤害自身声誉。张维迎教授关于“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的建议，就是最新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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