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王 缨

　　儒家一向把统治者当作责任重大的一群人来看待。孔子讲长幼尊卑，不是为了说明在上者有某种特权，某种享受，而是为了强调责任。

　　上期我们谈到发生在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分晋”事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不仅把它作为了全书开卷的第一大案例，而且还发表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旨在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呈现出极其紊乱的局面，这首先要从最高管理者自身找问题。实际情况是，周朝的“礼制纲纪”,正是在天子们的手里一点点地被磨损掉的，“周道日衰，纲纪散坏”。而后，王室的权威遭到了全面挑战，诸侯专征，大夫擅政，陪臣执国命，“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所以，不是三晋坏“礼”，是天子自坏之！

　　这里，司马光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礼”。在他看来，维护好这个“礼”，是治国之大要。因为在“礼制”之下，大家都能够尊崇一种“等级”形态的管理安排，国家才会井然有序。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等级”关系也是中国各类组织体制中的一大特点。然而千百年来它们与封建糟粕缠绕在一起，以至于说到“礼”，我们便会联想到“繁文缛节”、“礼教杀人”；说到“等级”，我们也会与“专制”、“特权”、“尊卑”相联系。那么，该怎样认识基于“礼”和“等级”这些最具“中国式”特点的管理文化呢？

　　“礼”之源

　　礼从何而来？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里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这就是说，原始社会解体了，国家出现了，人们的财产私有和各爱己亲的生活状态形成了，于是君王与百姓的管理机制——礼，也就产生了。“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些伦理纲常得以确立，也就明晰了人们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尔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正是这些先驱们一次次整理、损益、完善“礼制”，以礼来推广道义、锻造诚信、透明是非、昭示刑仁谦让，才得以告诉大众：这，就是社会生活的常理。

　　“礼”字本义是祭祀，它由宗教活动衍生到政治活动。在与中国台湾国学大家傅佩荣先生的交流中，他特别谈到由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动力都来自于统治阶层，因此孔子十分重视维持社会秩序的“礼”。有人就此说孔子守旧、复古，其实孔子重视的是人这一生。如果一场革命，战乱不休，那恐怕会牺牲掉一代人，而下一代的生活是不是就变得更好呢？难说。孔子的思想是重在为当下社会服务，要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礼”到了孔子这里，就更明确地被赋予了伦理意义。

　　“礼”本平等

　　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旧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社会模式也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探索前行。孔子研究了上古政治后，尤其崇尚西周的“礼治”，赞扬它使社会清明而统一。其实“礼”在孔子的思想中，完全没有汉代以后专制集权意义下的贵贱尊卑观念。

　　《礼记》记载，孔子曾说过：“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这不过说明，现实本来就存在着社会分工的不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仅此而已。孔子的另一段话才是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发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发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这段话并不像人们以往理解的：礼乐征发自天子出就是天下有道，自诸侯出就是天下无道。而是说明了一个道理：天下治理得好，天子有崇高的威信，国家的礼乐征发就会由天子发出，政权就不会下移，百姓也不会对时政指指点点；但是天下治理不好，各诸侯就会群起而代之。孔子出生平民，他那个社会布衣已经可以当卿相，各阶层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虽为贵族，不好好做事，将来也可能成为贫民。孔子对“礼”的理解，恰恰是一种社会平等思想。

　　儒家思想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自己天生的能力发挥出来。因此孔子推崇的“礼”是大规模的，“不学礼，无以立”。老百姓都要学习礼，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就在礼的规范中。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主德化、主礼治。他认为以“刑政”治国，百姓可以服从，但不会心无羞愧；以“德礼”治国，百姓就会从内心理解公正。“礼”不就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吗？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此特别赞叹：这就是以“人道相处，义属平等，理贵相通”。

　　贵下贱，吉！

　　孔子关于人伦关系的思想，并不是为了僵化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地位。

　　傅佩荣强调中国早期的经典著作《易经》中完全没有演绎出尊卑贵贱的社会合理性。《易经》的思想的确是通过观察天道来安排人道。易，是变化。但《易经》讲的恰恰是宇宙里的任何组合现象都会出现。一个阳爻，代表君子，代表统治者，地位在上。但是他如果到了底下，而阴爻到了上面，就是老百姓在上，这叫以贵下贱，恰恰是大吉。“否极泰来”。泰卦，就是地在上，天在下；否卦，则是天在上，地在下。天代表统治者，地代表老百姓。天在底下，是统治者来到老百姓底下，了解百姓的情况，表示民情是上下通顺的。而天在上，地在下，统治者不下去体恤民情，这就是天地不通，不通反而不好，应该下情上达。《易经》里面的革卦讲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就是应老百姓的要求。

　　顺天应人，中国古代是很讲究这四个字的。战国时齐宣王曾问孟子：大臣可以杀国君吗？商汤起来讨伐夏桀、周武王起来讨伐商纣，这不是造反吗？孟子说：夏桀、商纣，根本就是一独夫，他们伤害了仁跟义。仁义是人性的要求，作为统治者，你没有仁义，就违背了老百姓的人性要求，百姓起来革命就不叫造反了。

　　君臣，就是互担责任

　　那么，君臣之间究竟什么样的关系才恰到好处呢？鲁国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的回答掷地有声：“君以礼，臣事忠。”

　　鲁国卿大夫季氏准备攻打鲁国的藩属地颛臾。孔子的学生冉有和子路两人做了季氏的家臣，他们便一起来见孔子说叨这事儿。孔子问为什么要去攻打？冉有说：季氏要这么干，我俩当然是不同意的。不过这个地方不去占领，将来可能会给子孙留下后患。于是孔子说了这样两层意思：第一层，你能贡献力量，你就去当官任职，做不到你就干脆别去。看到危险不懂得保护，别人快要摔倒而不懂得扶持，这样的助手要来有什么用！第二层，君子最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在上者，其实不必担心人民贫困，只须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口太少，只须担心社会不安定。现在季氏跟鲁君明争暗斗，国家将分崩离析，不考虑保全国家，我看这才是季氏该忧虑的啊！孔子认为：君臣就该互担责任。

　　齐景公也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只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君，就要像个称职的国君；你是臣，就要像个尽责的大臣；你是父，就要像个好父亲；你是子，就要做个好儿子。既然有这个名分，你就要有这个表现，要名实相符。孔子倡导的并不是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平等观念和担当责任。“亚圣”孟子也曾批评过郑国的相国、政治家子产。一次子产过桥，他把自己坐的车借给了旁边走路困难的人。孟子就说：你的车子能借给几个人呢？你当宰相，把路修好，桥修好，每个人都可以过去，这才对啊。那样，你即使让人开道，缓缓而行都没问题。

　　司马光在评论中第一句话就说：“礼”就是国家的纲纪，天子最重大的职责就是捍卫国家的纲纪。礼在于分别君、臣各自的位置。分别位置是为了让每个层级的管理者如：公、侯、卿、大夫，都能明白各自的名分。同时，司马光把一个管理系统比作了人的心脏与躯干、树木的根与枝叶，只有主次分清、上下协作、内外相保，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礼”，就是分辨这些“等级”关系的制度安排。其实，领导与被领导的等级关系、正常的组织层级管理是必要的。司马光始终强调：君臣各自都要坚守职责、执掌到“位”。傅佩荣进一步说：儒家一向把统治者当作责任重大的一群人来看待。讲长幼尊卑，不是为了说明在上者有某种特权，某种享受，而是为了责任。惟有这样看，我们才能理解孔子的所谓严格区分尊卑问题了。

　　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等同封建主义。对于传统，我们须厘清它能延续千年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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