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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寻找天堂的人”
特约撰稿 陈文芬 发自斯德哥尔摩
10月9日晚上瑞典电视台制作的2008诺贝尔文学奖的谈话节目,真的使我感到安逸。不只是常务秘书恩达尔讲的话是有意义的。画面里头有不同时代阶段得奖作家勒克莱齐奥的访谈,每一段谈话的停顿是一段朗读。年初拍过斯特林堡戏剧《红房间》改编电视剧扮演斯特林堡的男演员自然是瑞典最好的演员,我喜欢他的表演。他安安静静地朗读勒克莱齐奥的瑞典语版小说与散文。我的丈夫(编者注:即马悦然先生)说他读过勒克莱齐奥所有作品的法文原作。他不知道瑞典语是谁译的,“节奏感翻译得真好”。他还说,勒克莱齐奥是一个寻找天堂的人,虽然天堂并不存在。
这一次,我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只是个奖。来说话的人都有一段自己的青年回忆是与勒克莱齐奥关系那么紧密的。有一个相当有年纪的畅销作家,他头发白了眼袋肿胀着,眼神是发亮的,他的书成山地出现在超市付账前的那一排。据说他年轻时是个揭发弊案的大记者,还做过好几个月的牢,几年以后事实演变证明他是对的。他有疯狂的本质,于是发展成畅销书作家,他的路子走对了。他说他二十二岁时自认是天才作家想走写作这条路,打听了勒克莱齐奥住在巴黎的地址,跑到他家敲门。勒克莱齐奥传说是个脾气温柔的好人,打量这名小伙子却一副觉得他不怎么样的神情。
另一个故事是瑞典学院的女院士卡特林娜,她法语很好,也非常温柔美丽,她和她丈夫有一个停车库剧场在城里头。每个星期朗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这个工作的价值近乎永恒。我听说她二十四岁时想写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做博士论文。她到巴黎找了勒克莱齐奥,他带她上街。他们不停地走路,跟她解释他眼中的巴黎。他们走走谈谈游晃了八个小时。卡特林娜是书写城市的剧作家与诗人,她自然受到了勒克莱齐奥的影响。广播里她的声音我很熟悉,那时我想到勒克莱齐奥小说《金鱼》,非洲女孩伊莱拉从阿拉伯坐了船偷渡到巴黎,匿居在标枪街的顶楼。她俯瞰巴黎,那是个性感的城市。洁亮蔚蓝的天空,抚慰那个黑皮肤的女孩,因为黑,她感觉她上街是多么醒目。
六十八岁的勒克莱齐奥足迹走遍世界,他也常到瑞典。他拿过著名作家Stig Dagman讲座奖金,有段日子每两周飞来瑞典一次。他在斯德哥尔摩有许多朋友,昨天听到他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感动”。我相信很多瑞典读者也很感动。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认为诺贝尔奖还是太集中给欧洲了。但对巴黎这个法语的文化中心来看,一个出生在印度洋小岛又在奈及利亚长大的作家,是不是太边陲,也重新推挤了巴黎的中心幅员中心位置呢。
未来的文学史一定会津津乐道:勒克莱齐奥与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Saint-John Perse他们都来自模里西斯(Mauritius)印度洋的一个海岛,他们同样神魂迷离于“风”“海洋”“沙漠”“一个不知名的人”“一个境遇孤寂的人”。诗一般的景象成为小说的元素。模里西斯岛一七一五年为法国属地,一八一○年为英国抢夺为殖民地,那里的居民,勒克莱齐奥的先祖们成为继续使用法语的英国属民。跟Saint-John Perse也相像的是,两人都是博物百科型的小说家,着迷于自然,地质学、天文学、矿物与鸟类以及昆虫,勒克莱齐奥浓厚的乡愁感似乎跟他出身的模里西斯家庭记忆关系紧密。他对非洲阿拉伯文明、墨西哥古老文化、南美洲阿兹特克文明都有很深入的接触,认为那些文明都在欧洲理性文明之上。勒克莱齐奥是一个无祖国的作家,他说:“法语可能是我唯一的祖国了。”
勒克莱齐奥1940年生在法国尼斯(Nice),母亲是法国人。1947年他随妈妈到奈及利亚去找在那儿行医的爸爸一家人团聚,那一年多他没有上学,过得快乐极了。勒克莱齐奥八岁就开始写作,1991年小说《Onitsha》是一小镇的名字,以诗意笔法展读一个城市的记忆,描述一个小男孩在那里的童年与神秘的非洲给他无尽的想象。勒克莱齐奥在战争后回到尼斯读中学,到伦敦读大学,1964年他得到文学硕士。而他母亲一直滞留在奈及利亚。
勒克莱齐奥在六十年代发表的小说:Deposition(1963年),The Flood(1966年),The War(1973年),以及Giants(1973年),显然很受到加缪小说影响写“异乡人”里头那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反感。他厌恶那些商业文明的暴力,他要一种纯粹的生活质地。《The Flood》写一个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宇宙,他只能对抗。他四处游晃不要钱不要爱与工作也不快乐居无定所,他杀了一个人以后,他希望自己瞎了眼睛躺在太阳底下,第三十天他与这个世界告别。勒克莱齐奥写这小说时二十七岁。
在这段时期以后,他转变了小说里的思想,他描写都市化里头如机械运转那样的消费文明,他在那里头安置了他对原初的朴质的生活想象,让一切更接近于自然。
1966-1967年,勒克莱齐奥到泰国佛教大学教书,也在墨西哥大学、美国的新墨西哥大学等地教书,1969-1973年他住在巴拿马的Embera Indians,与印第安原住民一起生活四年,他不但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也改变了他对西方理性主义的依赖。对作家来说,是身心震撼非常动人的经验。日后他回法国谈到仰赖西方的法律与宗教来保护全球环境,还不如像原住民生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时,他说他察觉到人们责备他过于孩子气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