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思考人生

　　潘洗尘

　　近读季羡林先生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再次体味学术大师后无来者的旷世学养，以及一个真正智者的人生千虑。每读季先生的文字，总有一种重回课堂的感觉，让你无法不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季先生的许多人生感悟，精妙绝伦，足可以让我等后知后觉者一生珍藏受用。比如关于“霉”与“运”：“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比如关于“谦虚”：“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比如关于“恐惧”：“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正常的；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是英雄……不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孱头。不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也是正常的。”；比如关于“傻瓜”：“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比如关于“生命价值”：“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追求……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洋洋洒洒，毫不吝惜将自己的一生历练之所得倾囊相授。而在他诸多处处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人生命题中，窃以为最惊世骇俗也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先生对“坏人”的洞见：“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虽然作为一个连当学生都可能没有资格的晚辈，但因深知季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以严谨为上，所以在此仍想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不解”之处斗胆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再思考，以让自己可以真正达到“解惑”之目的。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对“坏人”是这样界定的：“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而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却一直告诉我：损人利己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损人又不利己的人则一定已不是“坏人”而是精神病患者了。这是因为，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和事，那就是很多人在“利己”的时候，并没有“损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说他(她)们在做“利己”之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损人”的后果发生，甚至他(她)们对可能或已出现的“损人”的客观发生真的是一直无知无觉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简单地把他(她)们一概当坏人而论呢？当就这个问题再做更深一步思考后，自己突然觉得就更加迷惑了：“利己”和“损人”原来是那么的相伴相生，几乎不可能单独存在。于是感到害怕，于是搜肠刮肚地想找出一件“利己”而不“损人”的事来，竟真的一件都找不出！比如你去购物，你花自己的钱购什么购多购少本是你自己的事，但“物”总是有限的，你购得之后就一定会有人“购不得”，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损人”呢？这样想，按季先生的界定岂不是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吗，于是更加害怕，觉得自己也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坏人”了。

　　至于对季先生的“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的结论，我却觉得“坏人”也是人，所以坏人之坏就在于其心怀一切皆要“利己”之念而为此“损人”也在所不惜，而一个连“利己”之念都没有的人，就算他再“损人“，也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评价标准去评价他(她)了，我觉得这已经由一个道德评价问题而转化成了医学问题了，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估盼，不在社会道德层面，而在医院。

　　最后，还想就季先生有关对九十年来新诗也就是季先生所说的“白话诗”的发展的“全面”否定保留一点自己的看法。季先生之所以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是因为“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而季先生对朦胧诗的评价则是“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在此，我不敢妄断这是由于季先生虽学贯中西但仍对中国新诗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新诗关注与阅读有限所导致的“误判”，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还有什么不“乏善可陈”之处的话，那就是新诗所获得的巨大的突破性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