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怎样撰写今天大学的历史

　　熊丙奇

　　最近参加两个会议，与会者都提到了大学历史的问题。其中高校校报会议上，多家校报的主编提到，校报发挥着重要的档案功能，学校建校史馆，四处寻觅找不到历史资料，最后发现所有会议、所有大的成果，校报都有记录和报道，于是把校报拿去编写起校史来。另一次学术沙龙上，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博士说，他一直在想，怎样把大学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他举例说，今天，耶鲁大学的研究在所有大学中算是做得最好的。以前的耶鲁校长，会把每次与校外官员、校内教授的谈话，无论好坏都记录下来，并在保密期之后解密，供研究者研究。可反观国内高校，留下来的可资后来研究者的“资料”实在太少。

　　当看到今天不少大学十分“重视”学校历史与文化，纷纷举行建校百年庆、几十周年庆，以此弘扬办学传统，展示办学风采并纷纷成立校史研究室时，笔者总感到有些难以理解——不关注当下办学行为的真正意义的大学，怎么可能真正传承历史呢？

　　一些高校的校史研究人员告诉我，研究大学的历史，几十年前的很容易、很精彩，有活生生的人——即便斯人已去，但从很多故事中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办学传统与办学精神。可是要研究过去10年、20年的大学历史却十分艰难，找不到“活生生”的人——即便这些人就生活在身边，却找不到校长与教授、教授与教授、教授与学生之间的交往故事，

　　于是只能找校报。定格在“历史”中的，往往只有学校的会议、领导的活动以及各种“学校发展”的数据。

　　真实记录今天办学的每个细节，可以说是大学对自身的今天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对历史负责，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当然，如果具备这样的意识，我们的一些大学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离谱的办学行为了。他们会思量，自己今天的行为会被后代怎样评价，怎样还原与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