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德国人

　　段建明

　　S女士个子很高，脸上散落着些许雀斑，微红的脸膛，经常露出天真的表情。虽然每晚睡前必饮一升啤酒催眠，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身材仍然良好。她自称年轻时跳芭蕾出身，后来在马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专供“对外德语”。

　　生在德法边境的S自幼精通德语和法语，是语言天才级的人物。来中国后，她经常拿着田字格本向中国同事请教汉语问题，后来在我们的浑然不知中，传说她的汉语达到了相当的造诣，每次大家当面用中文议论她，她都若有所思，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她常年在海外传播德语，有着丰富的“对牛弹琴”的经验，性格磨砺得异常和蔼。在北京的岁月中，她经常骑着一辆二八铁驴穿过北京大街小巷，偶尔遇到我们打招呼便招手大声打招呼，车速却丝毫不减。

　　S是我的德语老师，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如假包换的德国人。

　　有一次她要求我们写一篇“计划生育”的文章。按当时大家的水平，估计也仅仅能说清楚“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粗浅的道理。不过有位同学一时激动，在文章中写道：“以后中国将允许受过高等教育的且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更多的孩子。”这其实估计也仅仅是这位同学个人未来构想的一厢情愿，结果S老师无端大大光火，她微红脸膛瞬间变做火红，棕色的头发也如同电炉丝般颇有些“怒发冲冠”。

　　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她非常严肃的说，“同学们，

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搞的就是这一套。”她立马跑题讲起了法西斯，大致意思就是说，如果允许某些人多生孩子，就是一种变相的“人种优化”政策，会走上德国的老路。虽然大家都觉得她有些太敏感了，还是费劲的攒了一些词汇说清楚了这仅仅是一种设想，她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沉痛的表情说，“同学们，我希望其他的国家永远永远不要走上德国的老路。”

　　我的另一位德国老师克老师来得有些蹊跷。他刚刚意气风发拿到了德国文学博士，刚刚分配到DAAD(德意志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就稀里糊涂在被派到中国。按照常理，他这样刚毕业的“新鲜人”起码要在国内磨练个三年五载然后派到文化传统比较相似的欧洲先行锻炼，然后才会跨过欧洲大陆，穿过重重文化障碍派到中国任教。而且他来的时候正值暑假，无人接收他开始工作，他只能在举目无亲的北京晃荡了两个月。

　　克老师基本接近于文学作品中的那些德国人。他个子很高，表情很严肃，走路如同军人，气质酷似《未来战士2》中的液体机器人。他很少和他的学生们开玩笑，讲课每次都是一屁股直接坐在讲台上进行。

　　他的最大失误是高估了我们的水平。第一节课，他面对着大家微笑着说：“大家已经学过两年文学了，想必古典作品有所了解，我们今天来讲讲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然后“结构主义”“结构”“解构”几个名词开始大幅度的出现，这也是大家仅仅能听懂的几个词汇，很快，克博士进入了“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状态。

　　从此以后，不论刮风下雨，海枯石烂，也不管有几个人睡着了，几个人上课(除了有一次北京突降沙尘暴，克老师不知道这是什么自然现象，吓得没敢出门)，他都岿然不动讲着几乎无人理解的现代文学理论，态度及其认真。

　　而在作业问题上，则爆发了更大的冲突。国人奉行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原则，与德国人的治学观点发生了严重碰撞。德国人写论文，只要不是自己的观点，就必须加引号，必须加到参考文献中，否则整篇文字公信力丧失。乃至于他们讲课的时候，引用别人的话，都要在头左右两侧各伸出两个指头挥动，做天线宝宝状，名曰“加引号”。

　　遇到在网上“down”的文字，克老师总会很严格的一字不漏的将该文的网址写在文章下面，并且从不打分，于是很多同学投诉他“歧视中国人”“搞人格侮辱”。迫于舆论压力的克老师取消了这种对抄袭者加以鄙视的做法，改成直接打零分。结果又遭到投诉，称“不及格就是不及格，给2分即可，打零分也是一种变相的人格侮辱”。最终的结局是抄袭的同学获得了心满意足的2分。

　　不过，最终毕业的时候，克老师仍然以一份异常高难度的卷子作为了整个大学生涯的结束，传说是德国某州的语文高考题，虽然最后每个人都很宽容的获得了通过的成绩，但可以看出，直到最后，这个年轻的德国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治学高度，只是通过的标准被迫妥协了。

　　毕业后在外企工作，我负责“贴身保护”的工程师，名叫Jans，被中国同事音译为“燕子”。他负责在全世界范围内维修公司车辆，基本是白天9点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打电话约我们和他一起去喝酒，半夜时分回到自己的宾馆房间中，再利用时差和互联网的协助继续开始德国时间的工作，而且24小时接听电话，解答德国同事的技术难题，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工作时却从来都是精神百倍。再他看来根本没有倒时差的问题，所谓来中国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加班”而已。

　　燕子在公司内人称中国通，由于在混迹国内多年，身上德国人的古板与严肃也消减了几分，颇掌握了一点中国式的“狡猾”。每次会见中国合作方的领导，他都会热情的与之握手，宛如多年未见的老友，还懂得寒暄几句“孩子上学了吗？夫人身体怎样？”，同时又在我耳边嘀咕一些 “这个人很友好，那个人很坏”之类。

　　他对中国人的智慧心存敬佩。到上海的一些工厂里，他时常会心生恐惧，害怕德国的技术被中国人学走，每次设计好的线路图都要一改再改，要求我时刻在他公文包旁边守卫，防止被“工业间谍”钻了空子。他还常常满怀阴谋论情结对我说：“咱们德国生产的车又被他们给拆开偷偷研究过啦，线都是乱接的，我看出来了。”我心想：“谁是你老乡？”

　　他又说：“我们很害怕与中国人做生意，我们的技术恐怕很快会被中国的合作伙伴学走，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市场这么大。”

　　有时就连看到中国某些交通路口大家不遵守交规的现象，老燕子都会交口称赞。

　　他激动的说，中国人太厉害了，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没有事故，如果在德国这样早就死伤一片了。随后，他严肃的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不佩服不行。我心中不知是该喜悦还是难过。而在中国同事们的眼中，燕子是绝对的好人，会做人，好相处。

　　矛盾而简单的德国人，敬业又热爱生活的德国人，理性又疯狂的德国人，骄傲又亲切的德国人……

　　他的邻居们跟他不那么相投。德国人被认为不具备欧洲所共有的幽默感和自由精神，他们将自己苦苦束缚在一些他们自己甚至都无法理解的桎梏之中，孤独的漫步在欧洲大陆之上。

　　欧洲邻居们甚至认为，“与德国人和与霍屯督人(非洲某稀有人种)打交道没有什么区别”。在国人看来，德国人也显得很古板冰冷，缺乏幽默感，他们近乎狂热的遵守着某些苛刻的规则，就如同千百年前日耳曼各个部族那些原始的法律。

　　2001年，德国著名组合 “王子乐队”创作过一支叫做《德国》的摇滚歌曲。在歌中他们唱到，“即使上帝只亲吻过地球一次，那么他亲吻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德国。”

　　如果上帝真的有这个嗜好，那我当然愿意他能把 “上帝之吻”送给中国，如果有第二个的话，那么我同意他送给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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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