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天空十年

　　叶滢/文 李骁/摄

　　工作安排得很顺利。

　　今年，在美国开设分公司，安排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在美国的Live House做巡演，这支“80后”乐队刚刚上了ABC News的访谈节目。除了传统的唱片业务和巡回演出，新的数字音乐公司也开始转动起来。他还在设想做一个“流动的画廊”，将绘画、音乐和设计作品放入一个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巡回展出。另外，音乐节的构想也渐出轮廓，除了迷笛音乐节和朝阳流行音乐节，北京应该还有能力容纳更多的户外音乐节，他要筹办的音乐节，如果一切顺利，应该在10月举行。

　　很少有人会将摩登天空视为一间老牌的唱片公司，但事实上，这个一直以做本地新音乐为主的独立唱片公司，从1997年创办起，今年正好已经存在了十年。

　　1997年开始做唱片公司的沈黎晖，以当年在NASA Disco的“北京新声”演出开场，这场有三千多人观看的演出，据说汇集了当时几乎所有数得上名字的摇滚乐队。而沈黎晖本人，也是“清醒”乐队的主唱。

　　90年代初，中国摇滚乐如星火燎原一般，从1991年由魔岩制作的《中国火I》、1992年王晓京制作的《摇滚北京》，到1994年底以“魔岩三杰”的名义出版的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窦唯(《黑梦》)和何勇(《垃圾场》)的专辑，仅卡带就发行了上百万张。去看看电影《头发乱了》或者那些在清华北大校园里唱歌的年轻人，就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存有做摇滚乐手的梦想。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念书的沈黎晖，应该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

　　沈黎晖进入这个行业时，摇滚乐的热情与愤怒已经被官司和丑闻侵蚀。魔岩在制造了短暂的

　　“我不想成为下一个魔岩和红星。”沈黎晖1997年开始摩登天空时，“唐朝”、“黑豹”这样的老乐队已经鲜有新作问世。

　　在唱片公司越来越少制作本地前卫音乐的背景下，摩登天空却在大量签下新的乐队，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己办起了摩登天空杂志。摩登天空起步的几年，赶上从卡带逐渐转到CD的过渡期，乐队的唱片收入曾一路走高，乐评人对摩登天空的音乐赞多于弹。

　　新音乐的春天来得太快，来不及让人品尝新鲜和热度。不久，摩登天空杂志由于市场和资金出现问题而停刊。紧跟CD时代而来的网络下载，让沈黎晖和他的同行们同时面临自由下载和盗版的版权危机。

　　2003年，在公司最清淡的时候，沈黎晖没有想象过随之而来的SP(Service Provider，文字及语音通讯服务提供商)热潮。这个中国市场独有的高增长的新兴业务，在2004年前后大量买进传统唱片公司的版权，也让这个市场上不多的几家本土唱片公司喘了一口气。

　　沈黎晖对于传统的唱片市场几乎不存更多希望，新技术对唱片行业的影响不可逆转，他说，未来的趋势就是音乐是免费的。

　　他和他签下的乐队也不会期望独立音乐拥有和流行音乐一样的大众市场。

　　那么，回到最基本的演出，从几百人到数千人的俱乐部、Live House开始，从北京到上海、广州、昆明，在中国巡演的“新裤子”和已在美国的演出的“重塑雕像的权利”，用一场场面对面的演出，找到最结实的属于他们自己的观众。

　　“创意工业”这样的语境并不能给从业者带来更大的宽松环境，从散兵游勇进入到产业环节，身在其中，往往意味着生存环境更为紧张残酷。

　　沈黎晖1997年和他的“清醒”乐队发行过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这张混合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的唱片，被他称为“杂种”音乐。摩登天空10周年时，他开始制作“清醒”的第二张唱片。

　　“北京新声”十年前的演出场地Nasa Disco现在早已消失不见。摩登天空仍在。

　　沈黎晖自述：从“清醒”开始

　　上美校是对我人生特别大的一个决定，我初中是北海中学，高中是四十中，都特次。如果你是四十中毕业的学生很难考上大学，比较好的出路就是上外事旅游这样的学校，大专什么的。我考上北京工艺美校后，学校有特别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像达·芬奇那些传统的也有像达利这样画家的画册。后来我们玩乐队，也是因为超现实主义的那些诗歌，写歌词也是特实验的，在学校生活特简单，也没有说玩乐队就要出唱片。

　　其实“清醒”就是一个大杂烩，玩乐队玩了十年，什么风格都试，所以我们叫自己杂种音乐。说我们的包装像英国的乐队，看上去挺时髦，挺干净的。其实是成心的，就是一个阴谋。像我们十年写的这些歌，把这些歌全录出来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特干净。当时我记得我们的贝司手刘为就说，我们一定要跟别的音乐划清界限。

　　乐队的心态在改变

　　“黑豹”、“唐朝”之后的那个阶段反而是乐队改变的阶段。魔岩把他们捧得太高了，魔岩后来不做了，是因为赚不了钱。但是以后的乐队都会跟魔岩去比，想成为大明星。其实摇滚市场也开始细分自己的领地，比如你决定做先锋你就有先锋的受众群体，就只有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大的销量，做成那样你就是成功。慢慢这个体系经过这段比较难的时期就分出来了，不同的类型就是不同的投资。

　　比如说像“木马”这样的乐队，就是一个小乐队，第一张唱片我们投的钱不多。第一张完了以后评价还不错，慢慢他的演出就有人看了。从木马这样的乐队开始，我开始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乐队演出，到底有多少人能花钱来买票。你别以为你一个体育馆的演出就有人看，你要把今天到场的这一百人给我拿下，这一百人拿实了，就等于人家还会看你下一场演出。我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巡演，结果还挺好。第二次门票有些提高，所以“木马”到后来已经可以用演出自己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正道。必须要通过现实的体制的改变来帮乐队把心态成熟起来。所以现在这些乐队的心态比以前乐队都好了。

　　我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过渡，慢慢建立真正结实的体制，要不然你就会把一个人的心态破坏掉，在你想做大明星，又挣不到钱的时候，那必定是心理特变态的。你宁肯这样，不如让他把姿态放到最低，然后一砖一瓦往上建。在某种体系下，规则是平均的，比如说一年我给你安排30场演出，但你的演出收入不一定一样。有些乐队在同样的场地能比你号召多一倍的人出来，如果你演300人的场地，票房很好，那就给你安排500人的场，如果你千人都能做好，我们就给你开小型

　　以前在上海、南京、昆明没有场地可以演出，现在开始有了，所以你能做出中国的一个巡演来了，这也就是最近三四年发生的事情，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在稳步上升的，它真是靠市场产生的，而不是靠卖唱片挣钱。在互联网时代，你的音乐可能通过网络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唱片公司虽然受到损失，但是音乐的传播比以前要好，你真正的号召力就会越来越现实。所以慢慢建立起一个不同级别的商业机制，才能让一个唱片公司，一个经纪人公司有一个相对健康的机制。现在唱片公司和乐队越来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慢慢就变成这样一种共同应对市场的环境。

　　平衡

　　我们引进过“收音机头”(Radiohead)的唱片，也办过“山羊皮乐队”(Suede)在北京的演出。那个演唱会我印象特别深，他们大年三十来的中国。之前那边就发传真说乐队在后台要喝什么什么酒，我们就说这是在中国，对不起，没有！

　　2003年那次“山羊皮”的演出在朝阳体育馆，来了3000多人，正是过年的时候，北京已经没人了，他们只有这个档期，我们就觉得错过这个机会很难让他们再来，果然过了一段他们解散了。那次演出，暖场乐队结束后该他们上场了，观众开始躁动，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兴奋了，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那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促成了这件事。我记得我和张亚东在伦敦的时候住在威斯敏斯特，有时间就去逛唱片店，当时就说要有演出，一定要把谁谁谁带到中国去，当时说“山羊皮”合适，可就是那么一说，因为他们确实遥不可及。

　　但这确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方方面面的，记得当时到文化部报批文，报的是“山羊皮演唱组”，男生演唱组，这就是中国特色。你要真给他们看“山羊皮”那个范儿，那也挺麻烦，方方面面的都得这么去平衡，乐队那边按照欧美去要求你，国内又是那样去要求你，我们就要去平衡。

　　找不到参照物，只能自己干

　　英国文化协会邀请我们去英国看看他们的唱片工业。那边每个环节都是赚钱的，经纪人公司赚经纪人公司的钱，唱片公司赚唱片公司的钱，公关公司赚公关公司的钱，你就发现这一个行业养那么多人，在我们看可能是一件事，但他们可能是10个人干。最大的体会就是人家那是特别大的工业。我去英国见到了EMI的总裁，英国文化协会也安排我见了只有一个人的唱片公司，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在英国找不到参照物，在中国也找不到参照物，所以你只能自己干。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方法了，细节什么慢慢调。说实在的那时候只有行业里知道，什么最佳摇滚乐专辑，最佳女歌手都得到了，你在我们的简历上看不出我们那一年怎么样，那时候公司就三个人，只有行业里知道我们摩登天空不行了，马上关门了。当然，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中国变化太快了，你得在特短的时间学习欧洲很多经验。欧洲慢，一点一点的。但现在在中国不行，你得赶紧去调你的策略，因为中国瞬间的一下就过去了。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干上两年就消失了，不干了，不再被人提起。所以说能活下来都有自己独到的本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