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达沃斯

　　王利芬/文

　　一听说论坛两个字，我们脑子里所浮现的当然是开个会，见一批人，大家就某个题目说说而已。这是我每次向人说起达沃斯时听者的第一反应。没错，总体来说，什么样的论坛也跑不出上面说的这几个功能，达沃斯论坛似乎也概莫能外，然而它的过程和结果，却大不一样。

　　一个论坛组织的好坏，作为参会者的体验尤如一个消费者的体验一样，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时，我非常惊讶一个会议竟然能用工业化流程组织得这么精密、完整而顺畅。达沃斯的会场并不大，就是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辅以小镇上的一些宾馆，大密度地上演了那么多精彩对话，我想这种严密的组织是这个论坛能持续办下去的秘密之一。

　　今年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大会。第一次来时，由于要给国内即时供稿，我来不及听许多的论坛，而这次，我完全不需要报道，所以也能尽可能听最多的场次，而倾听让我获得了许多。

　　达沃斯是瑞士的一个小镇，只有一万多人，一条街。对于许多参会者来说，尤其是中国参会者，先要到法兰克福，然后转机到瑞士首都苏黎世，然后再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或者巴士，才能到达沃斯。由于到达沃斯的火车巴士均需要等待，这一路下来，至少十七、八个小时，足以让人筋疲力尽。到达后，所住之地绝大多数是极小的酒店，床窄得一翻身就掉在地上。一天的旅途之后，你只能打开自来水喝(只有极少数地方可以要到热水)。然后你要冒着纷飞的大雪去注册，拿到日程表和进场证，才有可能静下心来研究几百场论坛，做出自己的时间表，并以最快的速度注册某些热门论坛(许多论坛是需要提前注册的)。然后你会辗转于一场接一场的论坛，忘记你否吃了早饭和午饭，甚至是晚饭。

　　达沃斯的会议时间只有四天，几天会议中几十个场次的论坛下来，已不知从何说起。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总共只有几十个。我们的媒体也没有太多报道，即使有，由于报道者的精力用于找人找场地，也很难静下心来听会。通过媒体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单人的采访或者一个会议的消息而已。而这个论坛最大的看点，实际上是人与人在各种组合下的互动。政治家、企业家、银行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媒体人士聚合在一起，其作用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它的化合作用制造着本年度的热点话题。稍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话题本身所涉及的领域，正在发生某种悄悄的改变。

　　2005年1月，当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时，我在主会场的一个并不大的咖啡区看到

索罗斯与人交谈，DELL抱着他的

笔记本电脑匆匆上楼，美国参议员MC CAIN坐在沙发与别人聊天，哈佛的MICHAEL PORTER正在电脑上查阅他的日程，GOOGLE的CEO在与《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洛鲁·庞蒂交头接耳，远处一群保安和媒体记者簇拥着英国首相布莱尔向主会场走去，还有数不清的全球500强的CEO穿梭其间。在那个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失重感。

　　就是在那几天的会议上，我领略了法国最有名的主持人C.OCKRENT的风采。在她主持的论坛上，有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有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为非洲艾滋病问题奔波于各国政要之间的摇滚歌星BONO，还有两位非洲总统，他们都为一个话题而来：拯救非洲。OCKRENT用极有信息量和切中要害的提问，激发了他们每一位的表达欲望。她已经六十多岁，长得并不漂亮，但她在法国的号召力相当于芭芭拉·沃尔特斯之于美国。我注意到，她并没有用主持人这个头衔，而是用的记者和作家。我从来不是一个"追星"的人，但那天，我和许多人一样眼巴巴地站在门口等她出来，希望能再看看她。

　　就是在那次论坛上，BONO显示了他的演说天才，在短短的十分钟内讲述了一个让大家震惊良久的故事。当他讲完后，我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最持久的掌声。

　　今年，在达沃斯有一个CEO系列论坛，只对大公司的“一把手”开放，是一个关门会议。同一个行业中的竞争对手坐在一起，在一个媒体主持人的带领下就某些议题共同给出解决方案。中国移 动的王建宙和中国宽带基金主席田溯宁参加了IT界的CEO会议。王建宙告诉我，与会者比参加他们自己的行业会议还要认真，他们今年的议题是就IT和信息产业发展对人们健康的作用进行讨论和想象。王总说，整个会议非常地有趣。

　　在达沃斯，还有一个未来系列论坛，极有创造性。我参加了其中一个，题目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连接的世界。

　　这是一个长达两个小时十五分钟的工作室讨论，会场有六桌人，每张桌子上有一个人像，主持人让每一桌的人想象这个人在2050年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在IT的帮助下。大家一边吃一边谈，每谈完一个话题就有一个人对他们所在圆桌的观点进行总结。最后，一个漫画家会在现场将所有的结论性的想象画在一个圆形白板上。主持人最后问：明年大家是否还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讨论？所有的人都高高地举起了右手。

　　在这个工作间的讨论中，我有幸与CISCO的董事长兼CEO钱伯斯坐在一起，在一个桌上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钱伯斯在2000年——那是互联网的高峰期——曾来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期《对话》节目的嘉宾就是他。当时的思科公司在市值上曾一度超过微软。但他在节目中并未显得多么与众不同，也许是一个生疏的环境以及一问一答的方式让他难以发挥个性。7年之后，参加这个工作间，我看到的钱伯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对新鲜事物的反映速度超快的人，一个脑子转动得让他原本像机关枪似的语言都有些跟不上的人。在他旁边的人是有压力的，因为跟不上他奇思妙想的速度。其实钱伯斯已经年近六十。当我们一桌六个人分别说出自己未来所要运用科技所做的事情时，他在几十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我们的六个公司并购成了一个公司，而且快速地找到了这六个公司的有机联系。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思科大举并购的成功。

　　在达沃斯，每次会议中心有重大活动时，参会者都会密密麻麻地站在会场外等待。当我从楼上往下看到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时，我总在想，这些人为什么会来这里？他们为什么会来到一个交通并不便利的小镇度过极其忙碌而疲劳的四天？我并不知道别人的答案，我只知道，我希望看到在人与人的互动中，人们心底深切的关注、难以掩蔽的焦虑和没有机会表达的愿望。单个人的想法是线性的，多个角度的化合和碰撞是多元和立体的，就在这种互动和交织中，我隐约读到了某种时代趋势的流向，似乎触摸到了历史潮头的浪花。或许，这就是能够吸引全球各界领袖奔向这个大雪飘飘的遥远小镇的最大秘密。

　　王利芬，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高级记者、编导，《对话》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2004年9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电视媒体，2005年9月回国筹办央视重点栏目《赢在中国》。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