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阅读是一种游历

　　罗敏

　　自诩一生只做了“读书”一件事的止庵，对于读书，却希望做英国作家伍尔芙笔下的那种“普通读者”：“他/她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

　　“自适其适”——读自己喜欢、觉得舒服的书，读书人止庵的阅读主张，如他寡淡的笑容般平和。而当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到“阅读不仅是一种行为、消遣，而是一种价值观”时，他点头赞许的姿势，又是那么坚决。

　　48岁的止庵做过医生、当过记者、进过外企，最终因读书成名。目前他担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出版过二十余本书、编过五六十本书的他说，自己一生差不多只做过一件事——“读书”。

　　他的人生与阅读史相关，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读书界。他划分人群，也常常利用书这把标尺：不读书的、功利性读书的、非功利性读书的。

　　生命一序列，读书一序列

　　读书，是从无书可读的年代开始的。文革开始时，止庵7岁，红卫兵要来抄书，家里人首先自查，“以当时的思想觉悟，自己检查下来，认为除马恩列斯毛和鲁迅以外，都是坏书。”两拨红卫兵走后，家中只剩下马恩列斯毛、鲁迅作品和几本苏联儿童小说。“我读《鲁迅全集》时才十来岁，他自己写的还看不懂，全集中的翻译作品，如《小约翰》、《表》、《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等，是我当时的读物。”

　　当时，社会有一种阅读饥渴，“有机会看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地看”。因为邻居有本《水浒传》，止庵便看过三十多遍《水浒传》，常常是借了又还，还了又借，“随便说小说中一个人，我和我哥哥马上就说出这个人第几回出现，有什么绰号，是什么星宿，真是如数家珍。”

　　止庵写过一本《插花地册子》，回忆自己从小读过的书，觉得其中不少乏善可陈甚至于有害。“‘开卷有益’，这是说给从来不读书的人的。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卷与卷不同，益与益也不等。我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好多书，给了我负面的影响，以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消除这些影响。”在他看来，生命有个序列，相对应的，阅读也应该有个序列。“我发现，后来读到的一些书，如能早些看，就会有用得多。”1982年，止庵23岁时才买到《巨人传》，“假如早些年看，可能更有意思。问题就在于，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适合的图书。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应该早看，《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应该晚些看。因为从文字来讲，《三国演义》是半文言的，从内容来讲，读《红楼梦》起码得有点爱情经历，读《水浒传》起码要对社会有点理解，《西游记》则不需要这种基础。”

　　因而，止庵主张阅读“自适其适”：“不同人、不同心境、不同性格、不同爱好，有不同的适合他的书。没有一本书是必读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做一个非功利性阅读的

　　“普通读者”

　　1978年5月1日，这个久已被人遗忘的日子，在止庵看来是阅读史上的重要一天。这一天，外国文学“解禁”，书店开始销售这类图书。几天后，新华书店送书到止庵所在的大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买了《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小说选》、《鲁滨逊漂流记》、《易卜生戏剧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这是我买的最初一批书。”

　　那几年，止庵每周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一定要在早上9点之前赶到新华书店，汇入等待的人群。书店门一拉开，大家都跑到里边排队，一个人同一种书只能买两本，通常一个上午书就卖完了。

　　当年，书店门口有“黄牛”，加价卖书，“和现在正好相反，书一出来就打折，过一年到书市上变成了五折。”同时，因为多年匮乏导致的巨大需求量，纸张不够用，大32开的版常印成小32开，四边只有很少空白，“也和现在的情况相反。现在很多书有很多插图，大量空白，四五万字也能出一本书，通常叫‘注水’。”

　　“作为读者，我是近30年中国出版的一个见证人。”上世纪80年代所买的书，印刷往往有问题，这让止庵练出了一套修书的方法，剪刀、胶水、开水全用上了，书页起皱，书脊不平都能修好。在他看来，如今书的印刷是越来越好了。

　　“其次，品种越来越多。1978年、1979年那时候，出书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我读书的速度。”2005年，止庵自己买了260多种图书，他家中则有2万种以上藏书，根本看不过来——“我一年只能看五六十本书”。

　　30年间，随着出版社、出版种类日益增多，图书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与此相异的是，“这些年，读者逐渐成了一个越来越稀少的人群。”

　　以书而论，止庵常将人分为三种：不读书的、功利性读书的、非功利性读书的。“要考研则读考研书，想学法律就读法律书，想晋升职称就读晋升职称的书，这是功利性阅读。近年流行的书，包括讲历史和讲经典的书，其实都是励志书，就是说现在人生活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答。”止庵认为，这类人占读者群体的多数，他们“没有主见，别人读什么他就读什么”。

　　止庵则希望做英国作家伍尔芙笔下那种“普通读者”：“他/她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游历，就好像一个人去过全世界各个地方，这样活一辈子也挺有意思。”

　　《庄子》、《论语》和卡夫卡融合的人生观、世界观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所谓知音，则古今只不过是旦暮之间的距离，止庵特别挑出《庄子》中的这句话，说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理想关系。他在阅读中有一种特殊体验：“读书的速度取决于作者写书的速度。”写时呕心沥血，读来便不容易，若当时匆匆写成，读来也就一目十行。“一本好书，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让多年以后或者不同国度的读者感到契合，受到启发。”

　　他写过二十余万字的《樗下读庄》，是自己阅读《庄子》十余年的心得。“1986年，我在报社上班，我想我已经27岁了，还没有把《庄子》好好读过一遍，这可不行。于是没病装病，请了4个月假，找了七八种版本的《庄子》逐字逐句读，写了四五万字的笔记。”之后十年间，止庵大约读了《庄子》的一百多种注本。“1996年，我在公司上班，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读《庄子》，每天下班后就拿起笔记本做笔记。十年工夫，《庄子》的每一句我确实都看明白了。”至今止庵仍认为《庄子》和《论语》是对其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两部书。

　　“自此，我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读《庄子》前，我也是个文学青年，人很急躁，太入世，太‘住相’。读完之后，整个人变得安宁。”《庄子》让止庵明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此’和‘彼’各自的是非之上，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是非，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价值观。庄子所谓‘得道’，也就是人离开了既有的价值体系，进入自己的价值体系。”在他看来，保有自己的完整的精神世界并非仅是读书一事上的问题，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止庵读《论语》的过程，有点阴差阳错。“‘文革’时批林批孔，每天报上都登出一条《论语》加以批判，我不看批判文字，倒觉得《论语》的原话说得太好了。”《论语》止庵看过几十遍，对止庵来说，如果说《庄子》关乎人生观的出世方面，《论语》就关乎的是人生观的入世方面：“孔子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一个人，还得和别人打交道。这个时候，人就得认真一点，尽量把事情做得好一点。”

　　而在世界观方面，卡夫卡比任何哲学家、思想家对止庵的影响都更大。文革后他读到《变形记》、《地洞》、《城堡》等，最喜欢的是《地洞》：“卡夫卡写出了他的感受，然后我们所有人，在各自的生活以及由这些生活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演进中重复他的感受……我们穷尽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

　　2006年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结集出版图书时，止庵写过一句话：“开卷有益，要在简择；果有会意，不算白看。”“如果不曾会意，便是白看；读书不用多，关键在于读一本明白一本书的道理。”

　　止庵，原名王进文，又名方晴。1959年1月16日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曾担任医生、记者等，现为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燕山大学客座教授。家有藏书两万余册。著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苦雨斋识小》、《插花地册子》、《神奇的现实》、《相忘书》等，编有《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沙鸥诗选》、《废名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