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鹰的梦（上）

　　吴晓波 　

　　周冠五从长相、气派和作风上，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的“改革典型”。他仪表堂堂，声音宏亮，爱梳一个光亮的大背头，个性坚毅张扬，好做惊人事，即便到了风烛之年，仍然神采逼人，行走有龙虎气。有一年，首钢厂庆要在厂大门口塑一只钢鹰——这是当年中国企业的一个共同爱好：在厂门口塑一只展翅飞翔的鹰。这个爱好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周冠五问：“北京市目前塑的鹰最大个的是多少？”答：“2米”。又问：“全国呢？”答：“6米”。周说，“那好吧，我们来个12米的。”这个12米的超级大鹰一直蹲在首钢的东大门。

　　1979年5月，中国开始国企改革的第一次重大试点。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

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一并发布，

首钢等企业的改革举措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焦点，首钢厂长周冠五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他出身军人，由贵溪军分区的一个副参谋长转而筹建首钢(一开始叫石景山钢铁厂)，大半辈子都扑在这个工厂里，在60岁行将退休之际却赶上一场宏大的变革。

　　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在当时纪律涣散、动力全无的中国企业界确乎让人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于是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而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以为国企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这种幻觉一直持续到1997年。

　　回过来再说周冠五的改革。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不再是一个管理20万人、却只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的厂长，他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里便直接触及到国企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事实上，从改革的第一天起，这种权力调整便是在一种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情景下持续着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首钢无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如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这16个字堂堂正正，掷地有声，日后成为国企改革的标准阐述。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是那么明显——就在最后四个字“欠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欠收”时，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会出现，它如同一支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在1979年之后的若干年，周冠五式的改革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在一个垄断性的重工行业，在需求日渐旺盛而企业内部机制渐变的情况下，首钢的效益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于是，首钢越来越有钱，周冠五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便也越来越大，首钢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开始为5%，后来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

　　1981年，宏观形势突然恶化。国家经委、

财政部、物资总局、冶金部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对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厂长周冠五不得不下令投产不久的二号高炉停产。憋气的事情还有，就在限产任务下达的同时，北京市副市长张彭又赶到首钢，他带来了市里的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今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元，比上年增长9.3%。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钱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张彭也很坦白地说，“今年市里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首钢与主管部门的矛盾是一个日渐扩大化的普遍现象。当企业自主权落实，本来被压抑着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时间内就会被激发出来，产量便很快增长，在这时，计划体制与企业内在冲动的矛盾开始尖锐。这种利益的拉锯与博弈，每年都在发生，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资金。此时，已是全国改革人物的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1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止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作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颇有要挟之意。一个月后，邓小平批示下来：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这一段公案，在很多报告文学中被描述成周冠五与反对承包制的旧势力之间的较量，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一次拉锯和争斗。这样的争斗在几乎所有的国企中都出现过。周冠五靠直接上书邓小平躲过此难，却也留下巨大的后遗症，造成首钢与北京市及国家各部委之间的矛盾台面化，为他日后黯然下台埋下祸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