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之心

　　大卫-伊格内休斯

　　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人们回顾了福特总统的政治生涯，可是有一个重要的日子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1975年的4月30日。正是在这一天，美国从西贡大使馆撤离了它最后的一架直升飞机，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曾经和美国人一起工作过的越南人。

　　在今天思考伊拉克的未来之路时，越战末期在我们脑海里留下的那些痛心的画面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无论美国会在伊拉克待多久，无论美国在那里最终会达到什么目的，我们都应该明白，对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的伊拉克人，我们负有道德上的责任。

　　美国如何离开伊拉克和怎样进入伊拉克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贝克-汉密尔顿报告”所提出的建议非常有价值。这些建议的中心目的是帮助美国，如何作为一个占领军，在伊拉克邻国的协助下，可以有序地把主权移交给伊拉克人民。布什总统现在很可能会采取一个冒险的策略，在短时间内“激增”美军的数量，希望在伊拉克造成一个看上去类似军事胜利的形势。但是如果这张双倍加注的牌打错了，恐怕我们就不能实现贝克-汉密尔顿的有序撤军的设想，最终会重蹈1975年4月30日的覆辙。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弗兰克·斯内普(Frank Snepp)在1977年出版的《得体的间距》(《Decent Interval》)一书中记载了美国从越南窘迫的撤退。斯内普写到，1975年4月，中情局在西贡的办事处有1900名“当地员工”，但是只有其中的537人可以随同撤离。中情局还抛弃了400名它训练的特种警察；400名南越中央情报局的员工；数以百计的北越及越共叛逃者；以及几乎3万名中情局“凤凰计划”下培训的越南特工。这些被遗弃的留下来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斯内普写到，在美国仓促的撤军过程中，“我们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有销毁我们协同南越政府搜集的个人档案和情报文件” 。他总结说，“从我们浪费掉的生命、泄漏的机密和对特工和盟友的背叛来看，我们对撤军事宜的处理令美国政府蒙羞。”

　　中情局西贡的负责人托马斯·珀戈(Thomas Polgar)在最后的一份电传中向总部沉痛地写道：“这个战争艰苦卓绝，我们最终打败了。虽然在美国历史上这个经历是惟一的，可是它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国际力量的衰落。失败的严重性以及导致失败的客观因素，必须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在这里一贯的捉襟见肘的半截子政策。”

　　越南和美国最后都从这个重创中走了出来。30年以后，越南成为一个繁荣友好的国家，并且接待了美国总统们的访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混乱的撤离以后，美国努力地保持了它在越南盟友心中的信心。北越的政策导致了大量涌向南越的“船民”难民，数以千计的人们移民前往美国，而他们的子孙成为了美国伟大的成功故事里的一部分。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便是我们无法在伊拉克保护我们的盟友，也无法在他们需要逃离时提供一个避风港。《纽约时报》这个星期报道，约有180万伊拉克公民如今在伊拉克以外生活，每个月都有几万人在继续逃离这个国家。直到不久前，布什政府仅仅计划允许500名伊拉克公民移居到美国。

　　那些1975年4月后来到美国的越南人，后来成为了他们的祖国投资和政治改革的中流砥柱。这些相信市场经济和现代价值观的越南人最终成为了胜利者。

　　伊拉克战争最糟糕的后果之一，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伊拉克中产阶级逐渐在被摧毁：医生、老师以及商人们都被迫背井离乡。当伊拉克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这些有文化的伊拉克人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呢，还是会鄙视我们呢？

　　无论美国在未来的几个月会做些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应该走到一起来，对那些为了一个新的伊拉克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作出保证，维持他们的信念。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悲悯之心，而不是部队数量的激增。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张一帆/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