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员们的手机变得宽容

　　宋蕾

　　说来惭愧，以前每次做采访，都有心理障碍。对于我的职业，我是这么理解的，记者职业是对行进着的事物的一种捕捉。

　　我的障碍在于，我将对这个事件有所打扰，而对于被采访者，我也将打扰他们。再往深里探究，我还怕被拒绝、害怕对于事件本身以及事件的影响；我得不到完备的信息，梳理不出完整的逻辑，难以向读者交代。

　　这些感觉在我当了政经记者之后更加强烈。我采访面对的大多是官员，70%是遭到拒绝的，20%是互相试探，10%是漏出了一些重要消息，如果在写作过程中掌握不好，不但会影响到官员的声誉，还容易造成政策理解的偏差。

　　刚当记者的时候，我认为执政方面的信息，应该有权让公众知道，心里充满着“审判者”的心态，而非记录者。但是有一次，发改委某局的一位官员改变了我的想法。和大多数采访一样，我们从未见过面，但为了一个新闻的核实，我冒昧打电话给他要求信息的证实与补充。“我可以和你聊聊，但是请不要写我的名字。”他说，“也许，部委的名字也不要写，好吗？”

　　我用一种信任的感觉回应他，之后他帮我梳理政策的脉络，给了我20分钟的时间。按照他的要求，那次采访没有写名字，也没有写部委，但是对于我却有一种点拨之感。我能感觉到决策部门做事的思维，这对以后的写稿无疑很有帮助。

　　现在，我已可以多次采访他。那次交流也培养了我与官员之间采访的气氛。我想行文之前，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就会乐意和你分享一点看法，而不是一无所知地要求他们给予信息。此后，我就打通了越来越多显得宽容的手机号码。和很多事情一样，采访的顺利有时也取决于心态的信任与放松，我希望随着他们在接听我采访电话时，越来越宽容，我内心的障碍也将会被化解一些。

　　(作者为本报北京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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