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不知道北洋历史 看看陶菊隐的这部书

　　张鸣/文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我当年曾经搞过一段军阀史研究，出过一本书，是我的第一本书，叫《武夫治国梦》，起因就是读了这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9版，全八卷)，而产生的兴趣。开始的时候，感觉这段历史特别乱，北洋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比如这部《史话》，翻上两页就出几十个人物，感觉晕了，不知道谁跟谁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耐下性子看多了，就好了。所以我说，感谢《史话》生动的描述，如果没有作者陶菊隐如此的妙笔生花，我估计不会有这么大的耐性和兴致继续这项研究，实际上，是这部书带我走进了军阀史的研究。

　　在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这部书确实有很强的现场感，后来我查阅当时的报纸《大公报》、《国民日报》、《新闻报》，提到军阀的时候感觉都很亲切。当时保存下来的一些资料，以及稗史笔记，跟陶先生写的这些文字有很强的呼应，书里的很多描述，读完一想，确实就是这样的！特别强烈。举一个例子，写“袁世凯之死”那一章。袁世凯搞帝制不成了，想退回来还做他的大总统，这个时候，不仅南方参加了护国军的省份表示反对，北洋内部也有很多不满了，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搞出了个以冯国璋为首的“五将军密电”。楚歌四起中，袁世凯不得不起用原来被打入冷宫的段祺瑞做国务卿，出来收拾局势。这里有几个地方《史话》就写得特别妙。段被任为国务卿后，不肯做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就先是要求变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段的意思就是，你让我出来干，就得给我实权。再一个要求就是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陆军部接管军权，因为段兼着陆军总长。还写了一个，就是段要起用自己的亲信骨干徐树铮出来做事，与袁也起了冲突。这里面双方有几个回合的较量，这情形，我们读着读着，就觉得好像以前在哪见过，其实就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的袁和清政府的较量。《史话》先引用了梁启超写给段的一封信，信里说：“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然后对袁的心态作了模拟：“我是叫你来解我的围的，不是叫你来篡我的位的。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而现在你也想接收我的兵权。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出同样的条件！”这就是“当年老袁，今日小段”的情形，我们今天再回头考察这段历史，袁和段之间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关系。《史话》在这里还讲到一个细节，就是段祺瑞急调第二十师一部，入京自卫，以防着袁会下他的毒手。这个细节读来就很让人心惊了，一句话：险恶！形势险恶，人心也险恶！

　　陶菊隐是新闻记者出身，做记者的时候也是以报道军阀混战而最有名，所以他的文字很生动，也可以说是活泼。书中有很强的细节描写，有很多的人物个性刻画。比如他讲黄兴想邀请杨度参加国民党，杨度说，要我参加你们的党，你们得先放弃责任内阁制，这时黄兴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什么话，入党还有附带条件！”再一个作者写孙传芳出场的时候：湘军援鄂战争刚刚打完，湘军败下来了，赵恒惕和吴佩孚在船上谈判，“正说着，后舱里忽然跳出来一个长脸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我今天要跟你算账！’赵回转头来一看，认得这个人就是他的日本士官老同学孙传芳。”类似这样的细节，一是增加了阅读的愉悦感；二是对于我们读者更好地来理解这些历史人物也很有帮助。有人可能觉得疑问，说你有什么根据，你怎么会知道他当时是什么一个心情，但是问题是历史是可以做一点合理推测的，而且，作者写这些细节、这些历史，是有根据的。当然，《史话》最初出版的时候，吃亏就吃在有根据但是很少把根据注出来，到了1983年重版的时候，才把资料来源都仔细补充上了，比如某一段资料是由蒋百里提供的，某一段是由胡鄂公提供的。应该说，这部书中的细节价值分量很高，我后来做了这么长时间研究，感觉这个历史框架，包括历史细节，很生动的细节，的确是能够非常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历史的一个过程，而且有些细节是非常可贵的。实际上我们的历史书是需要这些细节描写的，可能细节未必是跟现场完全一样，但是需要这样的生动描写，否则历史就特别干巴，完全变成了干菜的感觉。

　　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也感觉到，北洋时期的政府当家人经常在犯规，经常在违法，经常胡来，但是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实际上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好，吴佩孚也好，不是一开始就不想尊重国会，不是这样的。问题是当他们这些武夫想按照宪政规则办事的时候，是处处为难，处处有障碍，但当他一回到传统权术里面的时候，则是如鱼得水。每次都是这样的，最后结果，就是一步一步向后退，最后退到不需要法律、国会的地步了。开始袁世凯的时候有国会，中间断了，后来又恢复，然后是安福国会，直系上台的时候就搞贿选了，再往后段祺瑞执政，没有国会了，奉系干脆就是大元帅，什么都没有了。整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下降阶段，这么走，越走越独裁，连形式上的宪政都没有了。北洋初期对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尺度的，但是到了奉系时代，像邵飘萍、林白水等人，这些记者被杀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不管什么就要掉脑袋。这个下降线，进入了国民党时期，变成了党治，实际上党治是有这么一个历史上的脉络，并不是很突然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兵和匪共存。谈军阀离不开谈土匪，在晚清义和团的时候，老百姓也有西洋武器，但是不会用，成了废物，只好用刀子片，拿了洋枪也不会用，极其陌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熟悉的？就是北洋时期，整个混战，兵变成匪，匪变成兵。土匪不见得就是烧杀，他跟军阀的兵有时候有相似之处，都是维持一种秩序。抢钱要东西，但不搞斩草除根，不然如果杀光了，他们吃什么呢？但是有一点，在兵匪互变之中，一般老百姓不光是熟悉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原则，把儒学彻底取代，赶走了，更关键是熟悉了西洋火器。这个时候随便征兵，大旗一拉，一帮子老农民都是玩过枪的，稍稍训练一下就可以上战场了。孙传芳十万军队打光了，回到苏北大旗一拉，十万人又来了。民团也好，土匪也好，帮会也好，反正都是武装的，而且都是西洋火器。熟悉到什么程度？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土匪抢东西，尤其到外国人那里抢，到有钱人那里抢时，先不问有没有钱，先问有没有枪，先拿枪，或者拿枪来赎人。枪就是造币机，比钱还值钱。

　　我们后来出的那些历史书，特别干巴，好多问题，像我们搞历史研究的都不大爱看。所以陶先生这部书，到现在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有一点，它可以作为一个大众的启蒙书，要是不知道北洋历史，看看陶先生的这部书。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