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与中国货币问题

　　◎梁 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专栏作者

　　一生心血都花在“货币”上的弥尔顿·弗里德曼，恐怕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甚至有一种说法，他的观点就叫做货币主义，他的流派就叫做货币学派。

　　他一直认为货币不是中性的，会实实在在影响真实经济。早年他以一部抽象的《价格理论》分析了货币的作用过程，晚年则又复归到历史，写了一本《货币的祸害》从货币的起源谈到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那本总结货币历史的小册子里引用了十余种中国人编的各类介绍近代货币制度的文献。作为最后一个坚守银本位的国家，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了多次不甚成功的货币改革，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如此众多的人口中产生极大影响，给其他国家留下一些惨痛的教训。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应出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感情。与其他

　　中国问题太复杂，太多西方理论工具一到中国就失灵。所以当年哈耶克访问台湾，被问及他那套理论的普适性时，他谨慎地表示对亚洲文化所知不多，颇担心自己的理论被简单照搬到东方来的后果。另一位诺奖得主布坎南干脆就表示，他的理论思考和实际经验完全是出自西方人的逻辑，所以无法对中国的改革提出更多建议。

　　而弗里德曼则不然。他80年代就来过中国，一直努力通过实践调查和真实历史数据来了解中国。他早年指导过的两个中国学生，后来均成了新中国金融货币理论的权威。一位是陈彪如，一位是陈观烈，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二陈”，与史学界二陈交相辉映。陈彪如先生翻译过一系列经济学名著如费雪的《利息理论》；陈观烈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上海的金融教育。两位陈先生俱已先于弗里德曼去世，但他们的成就都与弗里德曼早期的影响分不开。

　　弗里德曼看多了货币政策的起起落落，既有依靠正确货币政策一举摆脱困境的成功故事，也有滥用货币政策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等灾难的不幸案例，阅历既广，晚年的研究变得更加深沉。

　　弗里德曼很自然接触到张嘉璈的书。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张嘉璈在中国银行任职23年，曾强硬地顶回袁世凯政府的“禁兑令”，平息挤兑风潮，后来又挺过一系列金融危机，树立了大银行家的声誉。旧中国银行制度极不完善，张嘉璈有过很多金融创新，比如倡仪成立银钱业联合准备库，充当最后贷款人来防止金融危机。但是这些努力都不足以消除政府多种饮鸩止渴的金融政策。

　　张嘉璈最终离开中国银行时感叹，“所惋惜者，自民国成立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辅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准备银行，一面能永保通货健全，一面能领导公私金融机关分业合作，创造一力能发展经济之金融系统，庶几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用，足以追踪经济发达后进之日、德两国。此志未遂，斯为憾事。”

　　此志不遂，张氏转投学术，根据多年实际经验写出了《通货膨胀的曲线》。也正是这本书帮助弗里德曼清晰地还原出中国在金融制度不完备时的疯狂实验。

　　汤良礼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货币系统》则是弗里德曼另一本重要参考书。汤良礼早年留学英伦，通晓多国语言，曾任国民党的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本是一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可惜后来附逆汪伪政权，抗张胜利以后就极少为人所提及，但他的著作在海内外大有影响。

　　除了张嘉璈和汤良礼以外，还有两位重要的学者杨联升和叶孔嘉分别从历史和统计角度谈中国金融，构成理解中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史的另两个重要维度。

　　杨联升是哈佛资深汉学教授，留美之前就师从陈寅恪教授，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力。多年来，他游走于经济史、制度史、社会史等多种专门学科之间，擅长从特别角度发掘特别的问题。他1952年出版的《中国的货币与信用》还是一本规范的经济史著作，材料翔实，清晰勾勒出中国古代的货币发展历史。

　　叶孔嘉则是60年代以后重要的中国金融史家，多年来任职于兰德公司。他在196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里，运用统计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大陆在1931－1936和1951－1957这两段时间的资本形成。在这两段时间里，中国金融制度都经历了大转折，所以叶孔嘉的分析不仅得出诸多可靠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分析转轨时期中国金融问题的一般范式。

　　弗里德曼不懂中文，但他通过张嘉璈、汤良礼、杨联升、叶孔嘉的著作渐渐拼成一幅中国近代金融体制完整的图景。弗里德曼年逾90，写下那些研究文字时已七八十岁了。一个外国老人如此认真学习和分析中国货币改革失败的教训，他的忠告自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倾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