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两周年祭

　　吴晓波

　　尽管我知道，“遗忘”已成为中国企业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我还是决定在这家巨无霸式的企业覆灭两周年之际，再撰祭文。

　　一年多前的今天，我曾写过《德隆周年祭》，我写道，“中国财经世界的喧嚣，从来是外在的。那些点到为止式的评论让德隆的尸体依然暴晾荒漠。每一个与德隆有关的人都不希望德隆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没有一个人愿意。这将是一次致命的集体摧毁。真正的德隆故事将被永远埋在若干人的肚子里，他们在梦中也用胶带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一年后的今天，我愿意部分地收回上述的这段话，因为，中国的商业研究者和传媒人在最后一刻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去年秋天，瘦弱的新疆学者唐立久出版了《解构德隆》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他用大量的事实呈现了德隆崩塌前的所有景象；年轻而资深的财经记者王云帆则在最近出版了30多万字的《俘获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这本著作描述了唐万新意外回国后，德隆被全盘肢解的血腥情景。两部著作综而合之，大抵可以勾勒出德隆这个罕见的恐龙式企业由诞生而覆灭的全过程。

　　唐立久和王云帆共同叙述了一头恐龙成长、死亡以及被肢解的过程。在它生成的时候，有关部门的放纵使其在血腥中陡然做大，但在它崩塌之际则又乘机切入，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按王云帆的观点，德隆在最后的600天内，是有多种被拯救的可能性的，但是最后却被一种放纵和粗鲁的方式处理掉。读德隆，如半本中国企业史。我从来认为，中国的经济变革是一场并不公平的变革，公共部门以利益者的角色参与到具体的公司、资本运营与政策制订之中，既是裁判又是球员，这是所有病诟的根本。这个观点在德隆一案中再次得到了证明。

　　德隆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拥有双重角色的“俘获者”。一方面，它是资本市场的俘获者，唐万新以罕见的大胆凶猛和产业架构能力，通过大量的并购行为“俘获”了数以百计的企业，而与此同时，它也成了另外一些势力的俘获对象。当德隆发生危机的时候，它的周围迅速地聚拢了一批庞然大物，它们默然无声，在黑暗中谋划和角斗。当传媒热闹无比地为德隆的命运猜测和设计的同时，真正的俘获却在水面下有条不紊地、残酷地进行着。这是多么精彩而不该遗忘的一幕：在这个分食草场上，没有人对德隆旗下的企业和产业工人负责，所有的目光地聚焦在那些尚有余温的资产上，他们思考的是，如何最快捷、最安全、最大利益化地肢解和分配这些“优质资产”，同时将那些“包袱”全数推到落难的唐万新身上。从现在的结果看，德隆一案的结局是这样的：200亿元资产蒸发，优质资产被拍卖，有人因之赚到手软，“劣质资产”则由职能部门吃下，全民买单；唐门四兄弟，两人出国，一人无事，仅唐万新被判刑八年，而他出来后又将是一条好汉。这便是中国最大资本欺诈集团的清算单。一切如盛夏惊雷，乌云中雷闪电鸣，最后却只落下冷雨三两滴。

　　对恶性经济犯罪的选择性惩戒，让中国的商业社会一直沉浮在一种缺乏责任和公共担当的生态环境中。每一个事件都匆匆而过，其真实的内幕往往如云雾缭绕，始终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