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喝一杯的公共知识分子 “有趣”的书评

　　“大家要的是能坐下来一块儿喝一杯的人。”有人这样解释大众政治年代里克林顿的成功和戈尔的失败。二者同为名校优等生，但戈尔最擅长带着一脸教授的严肃和悲悯情怀在电视台侃侃而谈；克林顿却能拖着精心保留的小城口音，用直白亲切的语言同明尼苏达种花生穿绣花牛仔衬衫的农民聊天。戈尔也许值得敬畏，但是内心深处大伙儿难免有换台的冲动。而克林顿，我们知道他会有错误和偏颇，但是我们信任他——一句话，愿意和他喝一杯。

　　用评论政客的标准评论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大不敬，但是每次翻看《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这两本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刊物，都使人发出明尼苏达花生农民的感叹。这大概不是因为文化人有意和市井小报争发行量：两者的读者群不过四五万；大多拥有高学历，收入是一般人的3到4倍；作者群包括大西洋两岸最受敬仰的知识分子；爱泼斯坦和朋友们创办《纽约书评》是因为觉得已经被视为精英报纸的《纽约时报》书评版苍白乏味；而至今有人和《伦敦书评》的主编维尔穆斯谈起市场问题，她扬一扬眉毛，天真地说：“哦，我们不怎么想到市场，反正看见什么有趣就搞点儿什么。”

　　这个“有趣”的定义，实在宽广。以最近一期《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中比较有趣的两篇文章为例。这一期的《纽约书评》，蒂姆·帕克斯介绍今年新出的三本贝克特传记和一套贝克特全集，略加综述然后借题发挥。专业人士会细心研读帕克斯如何澄清对于贝克特不擅现实主义描写的误解；但对于普通读者，令我们安心的是帕克斯作为顶尖的贝克特研究者规劝我们压抑对伟人顶礼膜拜的冲动：是的，演员的诠释的确修正了他作品的一些做作倾向；不，贝克特不仅是沉默、骄傲、晦涩的诗人，英勇的抵抗战士，他还是个真正滑稽的作家，热情健谈的酒友；敏感的情人，具有特殊忠诚的丈夫。(“啊，不，贝克特才不是圣人呢！感谢上帝他不是！”)帕克斯通过贝克特的生平提醒我们，在人生最黑暗或喧哗处，我们发现的是荒谬，也是巨大的温柔。

　　《伦敦书评》的编辑兼作者赫根评论的是玛丽·杰弗森的《迈克尔·杰克逊》。开篇淋漓尽致地调侃杰克逊在娈童案判决后如何躲到中东和巴林王子们胡闹，正当读者们窃笑之时，赫根突然笔锋一转，问道：“是什么使这个机灵、乐观、才华横溢的小男孩变成了一场伤痕累累的性别灾难？”我们也许猜测他大概要对杰克逊的肤浅和媒体的庸俗大加挞伐——毕竟，骂人似乎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但接下来他却为我们分析了西方社会对于娈童案的病态兴趣，以及根深蒂固的不宽容：“怪人杰克逊因为他的外貌、他尖利的嗓音、白皮肤、化妆品而被定罪：在确定罪名之前，他已经被认定有罪。”“这整个马戏团事件说明的也许不是杰克逊是否有犯罪的天性，而是我们如何欣赏公共人物的公共毁灭。”无论是杰克逊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读完本文的心情都会一言难尽。赫根坚持了自己的审美和政治立场，表达了只有从宽广的社会学视野中才能产生的同情。

　　某种同情，某种慈悲(charity)，某种关于被批评者和芸芸众生的丰富人性的尊重和理解——这大约是《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数十年来，不管是评论罗马史，还是家政皇后玛莎斯图尔特实在乏味的自传，都能持续“有趣”的原因。他们和读者站在一起。“杰克逊也许让我们发笑，但他也可以使我们惊恐地认识到，对于那些我们选择来娱乐自己的人，我们提出了多么过分的要求。”我们不禁想到《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阿城回忆某法国知识分子问他对于“人民”的看法，他不假思索地说：“人民？我就是人民呀。”我们会愿意同阿城、同帕克斯、同赫根喝上一杯，因为在某种层次上，我们知道他们懂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