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后来者：拘谨的食客

　　刘 晖

　　历史不是采石场，由编述者予取予求，而事件并不能自动发言，构筑“长程历史观”的年鉴学派力图把目光投向表面事件下的深海，但批评者则认为，把历史归结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往往会丧失对事件关节点的把握，不然，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远古年代的岩石壁画。

　　对于日本这种特殊的“现代化后来者”，无论用哪种方法来处理，都会面临“蛇咬自己尾巴”式的逻辑困境。为什么日本在西方的冲击下会做出那些综合反应？又怎样避免转轨中的认同撕裂？日本的经济发展、政治转型和军国主义的复杂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神话、传说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使得日本呈现出复杂的镜像，互相分裂又互相隐喻。

　　《从江户到平成》这本书的副题是“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其核心议题是从经济发展切入，旁设转轨时期的元规则变化和社会分层，以期探讨现代性的“转化式适应”谜底。该书上溯前现代化时期的江户时代，下至“失去的十年”的平成时代，事件波澜起伏，细节纷繁复杂，仅以观念之刀切割，容易进行不恰当的“浓缩”，而又在关键处轻易划过。

　　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中称，西洋的开化是自发型的，而日本的开化是外压型的。西方的潮流左右着日本的现代式开化，他把日本比喻成一个拘谨的食客，在面对现代化潮流时，“连饭菜的样子还没有看清楚，旧菜就被端走，新的一轮饭菜又上来了。”

　　日本在基本完成现代化之后，一批学者把“东洋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命题来探询。“比较文明论”的提出者梅棹忠夫就认为，与其把日本视为一种西方话语中的未开化者，不如把它视为平行的文明体。

　　对此，本书作者并不完全认同，但日本确实在遭遇欧美列强之前，已经形成他国所没有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日本社会具有一种类似于洋葱式的结构，这使得其在对应冲击时相比其他传统社会的硬球式结构更具有弹性。从稻米耕作、佛教传入、中国文化和政治体系的引进，到后来的与西方的冲击，一直完成戏剧性的变革，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当然对于这种实用主义，赞之者认为，正是这些多重的同一性使得日本没有陷入僵化，但弹之者则认为其埋下很多陷阱，尤其是政商联合体和军国主义。

　　日本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依照四个维度展开：经济的现代化，通过产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建立政治的现代化，实现分权体系和民主化；社会风层的现代化，完成乡土关系和血缘关系向功能化社会的转化；文化的现代化，完成迷信向科学的转变，从“天理”走向“公理”。

　　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年到1867年)的社会是农耕社会，90%的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但农民并非没有完全的讨价还价的权利。农村的基层组织类似于一种自治体，而村官也由农民担任。这形成了一种博弈：要么相应地降低年贡以使幕府和各藩以极低的行政成本获得税收，要么完全相反。运输业的发达和商业的发达并没有使幕府的商业政策得以连贯地执行。而且由于日本的国土比较狭小，在江户中期就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

　　在那时，初等教育就比较普及。意大利的使节阿尔米尼杨在回忆录中写道：江户与大坂有教授科学与文学的学校。江户时期的平民教育机构在关西主要是寺子屋，在关东主要称为手习师匠。明治初期能够迅速实施义务教育，在那时已经有了基础。而在德川时代，商人阶层开始形成在日本一直存在找一个训练有素的企业家阶级，他们将自己在世界中的禁欲主义的驱动力集中于再投资，形成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此，在漫长的“太平休眠期”之后，明治时代开始了产业振兴。

　　作为现代化后来者，日本一直面对基本的悖论：国家不强力推进，现代性将因为缓慢而丧失生长的空间，但是如果国家变成“利维坦”，又无法形成市场发展的公民社会，扼杀自由和创新的可能。日本经济发展对其政治制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其近代史的三个明显特征，从1868年后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的形成；随之而来的军事扩张，竞争性政治的变迁，但是在1931年到1945年的巨大危机中，这一进程被打断。

　　日本开始现代化之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舞台已经消失，这意味着全球化的1.0版本已经结束。对于日本的冲击是来自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世界力量，明治维新代表了日本对这些力量的第一次综合反应。明治时代的政治目标是制定宪法，设置西方式的议会。这种强烈的表现是，国家开设了鹿鸣馆——一种国营的舞厅——来邀请欧美的外交官参加。日本还有一个源头就是对“日本造”的愿望。不仅是对于器物的原因，连海关这样的外国货也必须是日本造。

　　在《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中，洛克伍德梳理了这一脉络。在1871年，藩的建制被废除，以有利于将政治权威集中于东京。在1873年进行了深远意义的土地税改革，从而使农业的收入固定化了，在接下来的40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政府的主要收入。在银行和货币领域中进行的实验最后导致了日后的松为正义的改革，从而进一步为收入的稳定增长铺平了道路。但是在1880年之后，为了满足扩充海军对资金的需求，政府卖掉了大部分不能赢利的工业企业。但是随后它又建立了三幡制铁厂，并实行铁路、电话和电报的国有化，政府还保留了某些兵工厂和码头。最后政府还保留了使私人资本能纳入工业发展轨道的权力。因此，在官员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对双方的复杂的利益联盟。这种国家与利润的混合物，最后决定了日本“金钱与武力”的联盟。而寡头政治的扩展最后演变成一种变形的权威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到较晚的时候才开始分享进步的成果。在封建地租废除后，他们所承担的沉重的土地税提供了国家税入的一半以上。而只有当工业发展以后，对劳动力的吸收，才改变这一局面。用诸曼的话来说，农民是将工业化的负担背在自己身上的忍辱负重的阿特拉斯。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并没有使用极端的方式迫使农民抛弃以前的生活方式，以有利工业化，维持了日本社会的保守主义基础。这样，日本的现代化扩展的框架得以形成：强化了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在使用国家资源来促进工业化的时候，是非常强硬的。但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并没有促进脱离民族传统的激进要求。

　　并不是有经济增长就能获得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如果没有对社会失序的防范，那么变迁和增长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事比较现代化研究的沙尔玛认为：可以比较俄罗斯、

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就会发现日本的特殊性。俄国社会以惯例和宗教为支撑，成为一个实行君主制的封建政治国家。而19世纪的土耳其是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国家。全部社会生活处于宗教法律之下，缺少国家认同感。日本则是一个列约王国，其社会具有明显的同质性，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儒教和佛教的混合物，不存在不同宗教的严重对立。因此在卷入现代化的漩涡后，呈现不同的特质。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虽有“内源性现代化者”为目标，但后来者绝对无法简单复制。在剧烈的变迁中，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矛盾心理，要结果，而不是过程。在这个颠踬不堪的行程中，现代化这个“普遍的溶剂”到底会溶化什么，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紧张，无疑是一个海中行舟的过程：看起来到处都是航路，却极易迷失，但这是现代化后来者所必须要克服的“现代性痉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