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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何力
看得出，王石是认真的。这位带领万科成功走过20年并酷爱登山的企业家对着500名大学生说：我要拿出自己更多的时间和工资用在公益上，万科要成为好的企业公民。
五年前，我们报纸和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最受尊
敬企业”的评选，今年的颁奖典礼结束后，我们陆续邀请获奖企业走进大学，和学生们交流他们对于“企业应该如何赢得社会的尊敬”这类话题的看法。
我曾顾虑这个活动流于形式，也担心企业家对“社会责任”这样的话题只停留在道德反省层面，但王石上个礼拜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令我的顾虑显得多余。万科对企业公民的思考严肃而实际，他们提出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企业公民的七点理由具有相当的普世价值。比如万科认为企业希望成为企业公民的动机，当然有自身的道德醒悟，但更多的其实是政府、社会的要求与期盼的升温；万科还认为，竞争的加剧、成本的压力、寻找新的商机也都在提醒企业在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上动脑筋。
我记得我们报纸在三年前的最受尊敬企业评选中就提出，中国的企业在过去20多年，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主力军，但中国的企业不应满足于此，他们也应该成为中国的新文化、新道德和新价值体系的建设者。今天的事实是，许多像万科这样的优秀企业都在从洁身自好中走出来，身体力行成为一个热心公益、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
其实，企业责任不是一个新概念，是企业就要负责，我们今天的公司法称之为有限责任公司，赋予资本金相匹配的有限责任，负责任的对象主要是股东、员工和客户。但是在今天的时代，企业责任的概念正在大大的扩展，企业责任已经超越了固有的“利益相关者”，而扩展到社会领域——我们称之为“企业的社会责任”。麦肯锡公司最近针对全球4200名CEO所作的调查发现，问到企业所应承担的责任时，回答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CEO仅为16%。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每一财年结束后，不仅要编纂财务报告，也开始撰写“社会责任报告”(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手段是公益事业。今天的公益和过去有何变化？公益和慈善有何不同？我理解，过去的公益是企业力有所余而为之，今天是不管能力大小，公益已成分内之事；慈善是一种公益，公益包括但不仅仅是慈善行为，如果说企业的慈善行为是对痛苦的抚慰的话，那么，企业公益行为就是一种建设性的，是一种指明方向并努力改变社会的投资行为，公益比慈善要大。IBM的前任CEO郭士纳说过，仅仅捐钱是不够的，那是一种低绩效的行为，企业的资源、管理方法和其他商业技能所能带给社会的甚至比金钱更重要。我们已经可以把公益作为一项标准—— 一个企业公益行为的大小多寡，能够成为评判是否是好企业的尺度之一。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商业力量的优势日益被人们认识，比如它不仅能调动一些资源，行动更自由、更有效率，而且它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公益事业也越来越需要专业人才，就像经济活动需要企业家一样，公益需要“社会创业家”，也就是“公益家”。其核心是如何提升公益事业的效率，如何把来之不易的资源和金钱使用得更加合理——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尤为迫切，本来我们的公益资源和资金就不多，但我们还是不时听到把捐款挪作他用等丑闻的发生。
五一之前，在“中国最受尊敬企业”颁奖典礼上，柳传志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过去是只注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人，我想很多企业家和我差不多，即使抬头看看是否刮风下雨，也主要是看对自己的企业有没有影响。但今天不行了，今天的时代是个拐点的时代，拐好了关系到未来几百年。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要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留下扎扎实实的脚印。
社会期盼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是全球性的潮流，最根本的原因是支配着技术、管理与资本的财富创造活动的效率达至空前，其不可避免的代价就是贫富不均日甚。弥合这一趋势的力量除了政府，还必须依靠企业和个人，一个富有的人如果没能使自己的财富为贫富之间的和谐做出努力的话，他会因背上“为富不仁”的绳索而蒙羞，他的人生也不能算是成功。
(作者为本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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