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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是今年1月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叙述的是一个历史个案，但实际上构成了一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史。“文坛史”这个概念是我的杜撰，它与“文学史”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以文坛的人生百态为叙述对象。“文坛”与“文学”未必是必然的共生、并存关系，有过有“文坛”而无
“文学”的年代。叙述那样的年代，“文学史”的概念就应被“文坛史”取代。王瑶的名著《中古文人生活》，也可以看作“文坛史”的一种形态。
《始末》叙述历史个案而具有“文坛史”性质，取决于叙述对象的特殊性。“丁陈”中的陈企霞并非多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丁玲大不一样。《始末》“后记”说“丁玲不仅以作品闻世，而且以传奇般的经历闻世”，这里“传奇般”的“般”字应当去掉。丁玲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传奇。1920年代的知名女作家，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北斗》。前夫胡也频1931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两年后她本人也被拘捕。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1970年又进秦城监狱。作为出生在湘西北封建家庭的弱女子，只能“传奇”到这种地步了。鲁迅、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化人和政治家，两位都为丁玲写过诗。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6月传出她在南京遇害的消息，于是鲁迅写了《悼丁君》，悲叹“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到达中共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作《临江仙》一首表示欢迎，赞曰“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建国初期丁玲春风得意、红极一时，但1955年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首要分子之后便从天堂坠入地狱，由副部级干部变为“反党”分子，1958年6月逃离北京前往北大荒劳动改造，生活在“风雪人间”。《始末》叙述的就是该冤案的来龙去脉。著者李向东、王增如是《丁玲年谱长编》的编著者，王增如又是丁玲晚年的最后一位秘书，二人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掌握了大量珍贵史料(包括某些当事人当年在会场做的记录)，因此该书自然而然地展示了当时中国文坛的人生百态。
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众多文化界领导、知名作家的人格被权力和欲望异化，自觉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以批判自由主义之名获取更大的“自由”，操生杀大权，扣帽子，打棍子。延安时期即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丁玲、陈企霞，甚至连发言权、生存权、公民权都没有了。在全社会变得无法无天之后，当权者最终也自身难保，冤案主要制造者也在随后到来的急风暴雨中被红卫兵打聋了耳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阅读《始末》，大概很难相信曾经有过那样残酷而又无聊的年代。没有进步，没有创造，没有生产性，只有欲望、猜忌和无休止的运动，只有内斗和生命的浪费。“悲剧”的定义有多种，但似乎都不适合那个特定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类型。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丁陈冤案”并非孤立，而是具有代表性与暗示性，涉及思想、文学等多方面的问题。参照该书阅读“现代思想史”、“当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会有新的认识。人们尚未获得充分理解、自由阐释该冤案的时间距离，但《始末》对冤案的详尽记述为后人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可靠的文本。
“丁陈冤案”是个悲剧，但如果仅仅把丁玲作为一个同情对象、把“平反”作为终极目标来接受，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丁玲的悲剧主要不在于下放农村、生活贫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逃离城市、逃离失去理性的文化人群体，和基层的贫困百姓生活在一起，是灵魂的救赎。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是生活在农村、生活在贫困之中。丁玲更大的悲剧在于∶悲剧是发生在权力内部，而悲剧主人公作为绝对权力的牺牲品却一直用服从来维护绝对权力的合法性。因此她尽管强调1930年代个人历史的清白，蒙冤之后一再申诉、要求平反，却没有对极左路线提出根本质疑。在1963年9月上交的思想汇报中，她甚至表示愿意成为“驯服工具”，读来令人扼腕。丁玲自称是喝鲁迅的奶长大的，但她缺少鲁迅式的怀疑主义精神。鲁迅对于阿Q那种“要什么就是什么”、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随意搬回土谷祠式的“革命”是有戒心的，“革命，革革革革革……”这种讽刺性的说法也包含着怀疑。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2006年这个具有多重“周年”纪念意义的年份，有必要回望“丁陈冤案”。早在1957年6月的整风高潮中，唐达成就仗义执言，指出作协党组在丁陈问题的处理上犯下的错误，并引用了泰戈尔的名言∶“虚伪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理”。“丁陈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周扬晚年讨论人性的异化问题，刘白羽、康濯等人后来表示忏悔，1990年代唐达成成为中国作协党组领导人，可见历史确实在进步。文坛依然存在，许多人生活在文坛上。文人雅士们若能直面曾经发生过的悲剧、接受前人的教训，文坛将免于再次沦为“魍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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