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知兴/文
学科规范性、独立性、合法性的建设一般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自然科学,然后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例如,一般人都认为经济学的地位应该很稳固,不会被挑战了吧。其实不然。这些年,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界就有不少激烈的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并不是诺贝尔本人设立的、从1901年颁发的五个奖项中的一个,而是瑞典
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的奖项,从1969年才开始颁发。这些年争论的核心是经济学奖的存废问题。激进的一派认为,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根本就不能算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废除。温和的一派则主张,把经济学奖的范围逐渐扩大,把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包含到中间去。
经济学是这样,管理学的情况呢?作为一个管理学者,说实话,这确实是一个有点尴尬的话题。按明茨伯格比较激烈的说法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是科学,管理学则不是科学,甚至连应用科学都不算不上。当然,这里我们讨论的管理学,是狭义的一般管理学,不包括生产与运作研究、金融、财务等其他商科分支的内容。
管理不是“学”,那管理是什么?老的说法是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这其实是有点滑头的说法。科学的本质是因果,艺术的本质是感动,而感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不可复制、不可编码的,与科学的本质,正好是相反的。能解释的,就说是因果关系,是科学;不能解释的,就说是艺术。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有理,总是一副自圆其说的样子,这也是很多大众财经媒体对管理的理解与阐述的路子。但是按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的原则,这种不可证伪性却正好是所有伪科学最重要的特征。
管理是什么
管理到底是什么?我以为,在这方面,明茨伯格最近提出的管理三要素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其核心意思是,管理有三个要素,科学、艺术、手艺,三者缺一不可。首先是科学的成分,也就是管理中的可以编码、可以复制、可以预测的内容,是关于人在组织中的行为和互动的规律的总结与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从严格意义上讲,管理学并没有独立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内容。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也是人的行为,不可能逃脱这些学科对人的行为几百年、上百年的探索和分析的框架。管理学做的,一方面突出和强调这些一般学科的框架在管理上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是在综合和平衡这些学科的内容上下工夫。
因为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很多著名商学院在学术上都非常注重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衔接关系。例如,很多学校在考核教授的研究成果时,在“纯”学科刊物上发表论文,权重往往比在管理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要大一些,就是这个道理。同理,能同时在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院中的相关院系中拿到教职的人,一般都备受同行的尊重。管理的科学成分,其实也是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的本业所在。这么多相关学科,这么多前人的学问,再加上对数学模型的要求,今天的管理学研究要想出点有分量的新东西,可以想象有多难。从构思到取数据,到分析,到初稿,再到最后发表,五六年时间,几十易其稿,都算是幸运的了。我毕业的INSEAD,有几名建校初就已经加入的老教授,因为不愿意或者没能力做这种研究,最后与校方协调,只管教学,但条件是直到退休,也只能是副教授。他们往往都是教室里的明星,白发苍苍,敬业无比,非常令人感动。
管理的艺术成分最重要的是管理者与人沟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高度创造性。沟通的本质是一种迅速如闪电、博大如海洋的同情能力,总能以一种惊人的简洁有力的方式迅速抓住不同的沟通对象关注的要点所在,擒贼擒王,杀鸡用牛刀,三下两下,把对方搞定。这种能力体现在客户端,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惊人洞察力;体现在员工端,是对员工心思的透彻理解和从容把握。体现在投资者端,是颠倒众生的“讲故事”的能力。很明显,这种能力与小说家、作曲家、画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例如,王安忆《遍地嚣雄》里写了几个盗车贼的故事。按老一套的所谓体验生活的说法,王安忆本人不亲自去偷它几十辆车,是写不出这篇小说的。但小说要是这样只能根据实际案例写出来,就不是艺术,而是研究报告了。
一方面要尊重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逻辑,一方面又要有无止境的创造力,要符合这两个要求,管理已经非常难了。符合这两个要求的交集中的人,已经非常少了。然而,管理,还需要一个更致命的第三要素:手艺,也就是根据每个个体、每个案例所处的实际情况和所面对的限制条件,在对普遍规律进行运用的时候,进行相应的选择和微调的能力。用我经常说的几个词,是手感、质感、分寸感、操作感的把握能力。抽象原则、普遍规律谁不会背,难的是得乎心,应乎手的巧妙。例如,同样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什么对于项羽是绝处逢生,哀兵必胜,对于马谡却是自入死地,自取灭亡?区别就在于当事人是否能够根据当时所处的情况进行判断、选择和微调。手艺,在中文里是一个枯燥的词,但在这里它的内涵却非常丰富:代表谦逊、谨慎、细节、平衡,代表一种对全局和细节、对数字和感觉、对理性和直觉进行立体把握的能力。通过对数字、理性、逻辑的把握,它是通往科学的桥梁;通过对感觉、直觉和情绪的把握,它同时又是通往艺术的要津。如果说科学是左脑,艺术是右脑,手艺则是联系左脑与右脑的胼胝体,是统筹,是指挥,是真正的经营智慧的无限源泉。这种对现场决策、在线决策的要求,某种意义上讲,才是管理者面临的真正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
哈佛出于对医学院的模仿,推崇案例教学,一方面是对这种现场感的复制、模拟、逼近;另一方面,却也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真实世界的案例与书本上、教室里的案例区别,好比做成标本的蝴蝶与飞翔的蝴蝶,在岸上练游泳姿势和在水中游泳之间的区别,看起来是一回事,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手艺的成分大一些,强调的是针对病人的个体情况进行选择和微调,大家推崇老中医,因为他们有大量的临床案例基础。西医科学的成分大一些,强调可复制性,大家推崇学位、名校毕业,但他们其实也不是不强调个体差异的影响。所以,不管中医西医,很难想象医学院的学生会主要靠书面上的案例来学医,其实,商学院又有什么不同呢?
管理是科学、艺术和手艺的结合。管理学者的角色呢?从管理的科学成分上讲,管理学是建立在严格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科学框架,都是铁的逻辑,和自然规律一样,违背了它们,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在这方面,管理学者是管理实践者当仁不让的老师。企业家再成功,也只是个体的、一时的成功,而管理学者,从学科的角度,把握的却是可编码、可复制、可预测的客观普遍规律。个体的成功再伟大,也无法代替科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总是需要基于大样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管理学理论的验证、背书和佐证。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学术界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诡异的逆淘汰传统,很多普通人对学术、学院、学者都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更不用说那些呼风唤雨的商界人物了。我在教室里,不管学生的来头多大,从来都是直呼其名:不是个人的尊严问题,而是学术和职业的尊严问题。进入学院,企业家们需要的是放下他们在外面的身段。在科学面前,我们都只是卑微、渺小的个体。没有这份谦卑心和敬畏心,过去的成功,无论多大,都可能是未来的失败之母。
至于管理的手艺成分,管理学者作为老师,需要的是探索各种能够最大程度复制现场感、在线感的教学方式。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排斥案例学习,但千万不要以为案例就能代替现实。明茨伯格创立的国际实践管理教育(IMPM),在这方面,是探索新的管理教育方式的一个典型。其核心是所谓的反思教学方式(reflective learning)。就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别人的案例,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大量的、最合适、最新鲜、最有现场感的案例,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拾人唾余?我们需要的是设计一些结构化的方式,让学员能够把这些案例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主流管理学理论都是在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里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中国人在面临实践与理论的鸿沟的同时,其实还同时面临一个中西文化鸿沟的问题。反思学习还有一个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种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是跨越中西文化鸿沟的学习方式。在这方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实践管理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有意的探索与实践。例如,我们最近推出的总经理课程,就采用了很多IMPM的教学方法,非常受学员欢迎,从一个角度证实了这种学习方式对中国的经理人和企业家的特殊价值。
当然,管理的手艺的成分同时也对作为老师的管理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是了解实践的人。一个简单的酸性测试是,把你扔到商场里去,你能活下来吗?你能挣到钱吗?你能成功吗?当然,这是一个很苛刻的要求:选择了做管理学这个职业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对知识、对科学的爱好超过了他们对金钱、对控制财富的爱好。没有强烈的控制欲的人,一般自然很难成为杰出的控制者。何况,大家都去控制财富,谁来控制知识,总得有个分工才是。幸运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不需要去做这个测试。但我的直觉是,优秀的商学院里最杰出的那一批管理学者,一般都属于这种自己去做也能成功的人,也就是英文中常说的book smart, street smart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