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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飚
2005年，全世界都在讨论印度，而我对于印度的兴趣是在英国产生的。我认识的一位南非的黑人硕士，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要签名支持缅甸被软禁的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他的祖先作为劳工，从印度被贩卖到南非，而他自己在英国接受教育。这样的关系，常常给我极大的冲击：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好似国际政治的实验室，在世界范围内布下了诸多的历
史样本，等到有一天上演着不同的进化过程。有趣的是，在英语语境下，那些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地区，常常从现代英国寻找理论和道义的资源，去争取殖民者忽视过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曼德拉和甘地就是典型。
在《产生印度》(Producing India)一书中，作者摩奴·戈斯瓦米博士(Manu Goswami)试图在调整这种Made in Europe的形象。在书中，她宏观地描绘了一个大的图景，强调了印度的本土资源。全书分成八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857年，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爆发，到1920年，印度不合作运动开始。这不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读本，它接近于一份阐述“国家空间”(National Space)产生的历史读书报告。作者在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之后，分析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印度”，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互相作用下产生的。在理论框架上，戈斯瓦米博应用了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概念。
作者首先描述了在19世纪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印度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日益成为一个纺织品基地。这个基地对于印度意义在于，全球分工系统把它和英国区别开来，成为印度人产生自我认同的一个经济条件。整整60多年的时间，印度作为一个代表南亚次大陆的地理概念，逐渐演变成一个经济实体，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什么最终定义了“印度人”？戈斯瓦米博士强调了来自印度传统的力量：“婆罗多”。婆罗多(Bharat)源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位印度君主的名字。19世纪印度民族主义者Bipin Pal宣称，“在英国人到来的很久很久之前，印度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穆斯林到来的很久很久之前，她已经是一个社会单位。”
第六章重点分析了“婆罗多”思想的复兴和传布。作为一种历史标志，它比吠陀时代要可靠，比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传统具有更深的本土基础。在这片宗教纷繁、风俗多样的土地，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婆罗多”是唯一一个可以把民众团结起来的概念。
对于“婆罗多”认同的建立，却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19世纪末，印度本土的历史学家积极在恢复婆罗多传统，创造了“婆罗多母亲”(Bharat Mata)的形象，表现为一位主司繁衍的印地女神形象。作者重点分析了印度历史学家Raja Shiva Prasad撰写《印度历史》的经历。在写作过程中，他既要恢复“婆罗多”的印度史诗传统，“采用传说，口述文学，宗教信条”来补救印度古代文献的不足，同时要符合英国历史学家的严谨的方法论要求，这种要求常常变成一种政治压力。在1860-1870之间，逐渐复活的“婆罗多”思想，通过教育方式，在整个印度社会传布开来。
“婆罗多”作为一个充满印地传统色彩的概念，在独立过程中的展开，始终面临着印度社会内部的歧异格局。第八章结合抵制英货(Swadeshi)运动，分析了婆罗多思想与印度社会结合的历史过程。泰戈尔在1916-1917的日本和美国旅行之后，担忧极端的婆罗多思想可能导致的现代国家战争机器化。在印度内部，婆罗多思想与印度众多的穆斯林社团是相冲突的。此外，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纲领，“婆罗多”常常将民族主义领袖置于一些艰难的选择之中，比如温和与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这种冲突在抵制英货运动的后期，日趋明显。在这点上，后来甘地被杀就是最终的结果。
在全书结论部分，作者总结印度民族主义的基本元素：婆罗多思想，普世发展和国家独立之间的张力，法理社会下的非暴力运动。作者特别提到泰戈尔1927年前往东南亚，当时，泰戈尔开始寻求印度的“内在真理”，探索在泛亚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大印度的概念。
作者反对这个富有超越色彩的乌托邦理想，她承认印度的产生是世界格局变换的产物。但是，婆罗多思想带有的浓厚的印地色彩，通过教育体系渗透到整个社会，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婆罗多的史诗性与印度的历史现实是有所区别，忽视了广泛存在的伊斯兰传统，印度内部依然面临着伊斯兰思想的挑战。
Producing India：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 Manu Goswami，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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