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新颖
冯至在《给青年诗人的信》的译序中说，“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还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里尔克1926年底去世，冯至说这句话是在1937年，而我想，在现在，作一个诗人是无比的艰难，比这更难的，是做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自然这似乎不太好比，但我想，当今之世，永不疲倦的书简家绝不会比诗人更多。
强调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吗？我意识到它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人心、一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乏了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个人所认为的“缺乏”却可能正是时代所不需要的东西。没有不需要的东西，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不会感到“缺乏”。实际上还可能不止一个时代，还很可能就是往后所有的时代，我担心永不疲倦的书简家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绝种。
以后谁是书简家里尔克？以后谁是那个幸运的年轻收信人？
里尔克在信中写道：“十天前我又苦恼又疲倦地离开了巴黎，到了一处广大的北方的平原，它的旷远、寂静与天空本应使我恢复健康。可是我却走入一个雨的季节，直到今天在风势不定的田野上才闪透出光来；于是我就用这第一瞬的光明来问候你，亲爱的先生。”
里尔克的信就是向那个青年诗人闪透出来的光；今天我们读到它，它也是向我们闪透出来的光，穿过几乎是一个世纪的时间，照耀在有心承受者的身上。
必须是有心承受者。因为里尔克这十封信所讲，源于人的内心，向着人的内心，其内容，也正是关于人的内心。里尔克强调：“‘走向内心’，长时期不遇一人——这我们必须能够做到。”我们最需要的只是居于“广大的内心的寂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寂寞呢？儿童看见成人们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好像总是做一些了不得的大事情，可是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儿童并不懂。我们所需要的寂寞就是“这样的儿童的寂寞”。“如果一天我们洞察到他们的事务是贫乏的，他们的职业是枯僵的，跟生命没有关联，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世界的深处，从自己寂寞的广处，和儿童一样把它们当作一种生疏的事去观看呢？”我们不需要把一个儿童聪明的“不解”抛开，因为“成人们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尊严没有价值”。
艺术家当然并非是拒绝成长的儿童，对外界俗务的摈弃，是为了内心的生长，这样，“你的个性将渐渐固定，你的寂寞将渐渐扩大，成为一所朦胧的住室，别人的喧扰只远远地从旁边走过”。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所以艺术家不计算时间，因为年月无效；他“不算，不数；像树木似地的成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敞开，人不应为自己的有知而自负，而应时时怀着无知的谦卑。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第一封信里，开宗明义道：“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
但事实是人对于超出自己理解界限的未知之域的态度大可检讨。视人类理解能力之外若无物，是愚蠢；对未知之域恐惧至于远而避之，是怯懦。而里尔克坚决地说道：“我们必须尽量广阔地承受我们的生存；一切，甚至闻所未闻的事物，都可能在里边存在。根本那是我们被要求的惟一的勇气……就因为许多人在这意义中是怯懦的，所以使生活受了无限的损伤；人们称作‘奇象’的那些体验、所谓‘幽灵世界’、死，以及一切同我们相关联的事物，它们都被我们日常的防御挤出生活之外，甚至我们能够接受它们的感官都枯萎了。关于‘神’，简直就不能谈论了。但是对于不可解事物的恐惧，不仅使个人的生存更为贫乏，并且人与人的关系也因之受到限制，正如从有无限可能性的河床里捞出来，放在一块荒芜不毛的岸上。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情性，使人间的关系极为单调而陈腐地把旧事一再重演，而且是对于任何一种不能预测、不堪胜任的新的生活的畏缩。”
向新的、陌生的事物敞开，即等于让我们的“未来”潜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时刻：让平素所信任的、所习惯的都暂时离开我们，让新事物走进心房，“更好地保护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将来有一天它‘发生’了(就是说：它从我们的生命里出来向着别人走进)，我们将在最内心的地方感到我们同它亲切而接近。并且这是必要的”。
《给青年诗人的信》写于1903、1904、1908年，我现在抄着里尔克的话，看看四周。译者冯至评说梵高的叫作《春》的一幅画，说到画中的那棵树，说它“四周是一个穷乏的世界”。好罢，还是让我们回到里尔克，听他说。我已经太饶舌了，幸运的收信人警告道：“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
(《给青年诗人的信》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著,冯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