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立：归去来兮

　　一个被开除的艺术系学生，游历欧美15年，连续创业；重返中国10年，持续投资。人生总有变幻，他因何而不同？

　　文/本刊记者 张凯锋

　　1984年，25岁的中国青年查立开始了在英国伦敦大学的留学生涯，他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但几乎是从第一天起，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虽然有奖学金，但不够维持日常生活所需，打工是自然的选择。对于一个从未经历任何商业熏陶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理解现代商业社会生动的第一课。

　　很快，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情：用自己所有的钱作为定金，去租一整栋公寓楼，然后分租给他的朋友和同学，再把他们的租金集合起来交清整体的房租。显然，租一整栋楼的租金比按房间去租的总和要少很多，查立开出的租金价格极具竞争力，他的同学都乐意接受，结果在极短的时间内，整栋楼的房间被抢租一空。

　　这是查立做的第一个生意，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看，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赚钱，而只是为了减少他最大的生活开支——房租，但这个简单的出发点无疑体现了查立商业和投资的禀赋，“如果只是靠自己省，就只能租最小最差的房间，如果把自己和别人的利益考虑到一起，就能实现最好的结果”，25年之后，他对《创业家》杂志说道。

　　事实上，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从广告、设计、媒体、电影到高科技、互联网，从英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从打工、创业到投资，查立永远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不停地改变自己的道路，但贯穿其中的，一直是他对商业和投资最朴素的理解：Win-Win。

　　外面的世界

　　如果不是命运开的一个残酷玩笑，今天的查立应该是一位艺术家，如同陈丹青等人一样——他是浙江美院(现在的中国美院)77届油画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但就在大学毕业前三周，他被校方开除，其原因是：写信质疑政治课对学生的价值。

　　很多年之后，开除或者退学似乎成了某种光荣的符号，但在1981年，这对查立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直接结果是，他失去了像其他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资格，几乎被整个社会抛弃。未来一片暗淡。值得一提的是，查立并非1981年唯一被浙江美院开除的学生，他的同班同学，另一位高材生林琳因为类似的思想原因被开除，但命运对待林琳更为残酷，这位纯粹的画家去了美国，1991年在纽约时代广场作画时被一名黑人枪杀，客死异国。

　　查立后来在安徽阜阳教了3年书，在那个封闭的地方，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一到假期，他都会去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游历。1984年，英文很好的查立在上海偶然认识了一位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帮助查立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外面的世界向他打开了一扇门，他毫不犹疑地跨了出去。

　　查立在英国学了两年的媒体，但他得到的最重要的知识不是来自学校，而是生活和工作。他曾经在一所小学兼职教书，有一天，要赶去上课，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门口，他就问为什么不进教室？这个男孩告诉查立，班上要选举，但是因为人数是偶数，必须有一个人放弃投票的权利，经过抽签，他不能参加投票。这个十来岁小孩的话让查立大为感慨，在此之前，他不知选举为何物，这种小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运行机制”。

　　颇可一说的是，作为最为活跃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查立创建了英国留学生学生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留学生学生会，并成为第一任主席。可供参考的是，查立经常与中国大使馆合作，组织各种关于中国的照片、电影展览，展览收入即作为学生会所需活动经费。现在看起来，欧洲留学生学生会或许是查立的第一个成功的创业项目。

　　在此期间，查立的一个发现是，英国最好的人才最后大都去了美国，对于喜欢冒险的查立而言，美国很快变成他的下一个目的地。1988年，经过在著名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一年的工作后，查立去了美国工作。他很不安分，“每到一个公司，我发展得都不错，但学得差不多了就会离开。我一直觉得找个工作，拿一份工资，未来发展有限，虽然那时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嘛，但就是想接触新的东西。”查立后来这样描述他的心态。他的大部分工作和媒体有关，出版、电影、广播、广告都有涉及。

　　1992年，查立开始创业，他抓住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机会，其时，美国电信公司利润最丰厚的业务来自国际长途，远东和东欧的业务方兴未艾，但大公司对这些地区的市场不够熟悉，需要有人为它们在本地做市场推广。查立的公司就是为电信巨头提供服务，制作广告，制定营销计划，把这些巨头的服务、产品推广到这些新兴市场，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获得了成功。很快，他在第一个公司运营良好的情况下，开始创建第二个公司。这是一个家居设计的公司，专注于“设计”和“市场”，生产、物流则外包，这又是一个传统的领域，查立的不同之处是用时装行业的设计元素、更新节奏去做。同样地，这个公司也运营良好。此外，查立甚至成立过一家艺术基金会，出版刊物，制作纪录片，这些创业经历没有一家以失败告终。他认为：“成功的创业并不一定需要VC。”查立最终的兴趣在于互联网，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互联网产业从萌芽到成长，发展迅速，作为一个永远对新鲜事物有好奇心的创业者，查立很快从自己所有的传统创业公司中抽身出来，进入这个全新的冒险乐园。

　　“第二次留学”

　　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查立正好在香港出差。一天，疲惫的他回到酒店，躺在床上随手翻起一本杂志，偶然看到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对于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这句出自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著名台词实在是太熟悉了，更传奇的地方在于，那篇报道中说这句话的是他英国的一个好朋友——这句话是多年前查立教的，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立刻打电话联系这本杂志，结果发现他的这个朋友正作为志愿者为世界妇女大会服务，就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并且第二天会到深圳采访，意外重逢的欣喜自不待言，这位朋友得知查立在香港后，强烈要求查立去一趟深圳见个面。

　　在这次意外的深圳之行中，有两件事可能对查立之后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件事：他在逛一个画廊的时候看到，里面挂着很多齐白石、张大千的画，每一幅标注都在2万以上，但没有一幅是真的，他当然不会上当，但是卖画的人告诉他，价钱都是骗老外的，“中国人好商量”。最后他买了一位不知名画家的作品：梅兰竹菊，4幅画一共标价8万，仅以200元人民币成交。查立感到这种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价格落差背后，中国的经济有着某种野蛮的发展力量，对于已经适应欧美那种成熟经济体系的他来说，不啻于一种巨大的刺激：机会也就藏在其中。

　　第二件事，查立发现他所住酒店的商务中心里面贴着网景Netscape Navigator浏览器的标志，西方媒体不是说中国不允许上网吗？他一问，每分钟上网费高达10元钱，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外网站都可以上。1个月前，美国第一个网络股网景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超过20亿美元，就在那个小小的商务中心，查立预感到了中国互联网同样充满机会。

　　回到美国后，查立决定将自己公司研发的方向从原先的英文搜索改为中文搜索，但终因难度太大而并未达成，公司于1998年出售。1999年，正在寻找新创业方向的查立在香港碰到薛村禾，这位UT斯达康的创始人刚刚加盟软银中国基金，准备进入中国投资，薛邀请查立一起回来做投资，查立和薛一拍即合，共同投资成立了名为“Idea Factory”创业孵化器项目。

　　Idea Factory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草根创业的孵化器之一，这和查立及其几个合伙人的创业经历有关，用硅谷最原始的创业投资方式运作，雄心勃勃的查立希望能从中孵化出一两家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一些项目过于超前，并且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结果与之相去甚远，遭遇了各种挫折。比如其中的一个做MP3音乐的公司“红色B52”，曾投巨资自建录音棚做原创音乐，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方向，但当时发行CD的ISRC号成本很高，盗版又很严重，公司难以赢利。有意思的是，在“红色B52”被并购后，其中的几位重新创业倒获得了成功，其中就包括九天音乐网等公司。最终Idea Factory所投的项目大都充当了中国互联网“先驱”，查立把这视为重新认识中国市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其实是我的第二次留学，回到中国留学。我离开中国十几年，这十几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变化最大的，我已经不了解这里，通过投资这些项目才开始重新了解中国。”查立后来这样评论刚回中国做Idea Factory孵化器的那段经历。

　　创业的不能承受之轻

　　再讲一个插曲，大概是1999年夏天，查立正好在硅谷办事，那时他正处在从创业者转变为投资者的阶段。有一天傍晚他偶然去参加一个小公司的开张聚会，听到这家名为Google的公司介绍他们的搜索技术，一个叫谢尔盖•布林的家伙还塞给他写有电子邮件和电话的纸条，当时的查立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公司将来会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那张纸条被他“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查立得到的教训是，这世界上是会发生奇迹的，但自己要脚踏实地站在地上。

　　“创了几回业之后，自然会想到投资，包括我后来做投资人，都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查立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身份转变，其实他的第一次融资就遇到了很大的挫折，1995年，在经过漫长的等待，无数次的拖延后，查立终于得到了见一个投资人的机会，他兴奋地从纽约飞到加州Redwood City，在约好的一个西班牙餐馆里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结果那个人投资人打来电话说：“Sorry，我有急事去夏威夷了……”

　　如今，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早期创业的经历，查立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Take off your pants and we will grill you！”，这是VC行业的一个俚语，直译为：“把你的裤子脱了，我们要烧烤你！”意思是“去掉包装实话实说，接受我们的无情质疑”。在又一次被无情地拷问之后，一个头发灰白的老VC对垂头丧气的查立说了另一句让他记忆深刻的话：“Hey young man, we investors are vulnerable”，意思是“年轻人，投资人是很脆弱的”，这是一个VC的隐喻，每一个去找VC融资的创业者最初都无法理解，“一直到我变成了一个投资人，当上了一个VC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他这句话的分量是多么地不可承受之轻……”很多年之后，查立感叹道。

　　2004年，查立创建的乾龙创投成立，这家前期规模都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基金不是中国最早、最大或者最著名的，但却是最坚定地只投早期项目的。

　　查立认为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诞生英特尔这样的伟大技术公司的土壤，而只能投做具体应用的项目，比如电子商务等。比如他曾投资一家要做“手机MySpace”的公司Wichina，这个概念让人怦然心动，但却一直无法赢利，2008年春节的大雪却让Wichina意外地找到了市场：南方的打工者因为大雪无法及时赶回家过年，但又要把钱寄回去，Wichina手机客户端有一个功能，去移动营业厅开通业务之后，可以通过邮政储蓄汇钱，非常方便，很多打工者就通过这个汇钱，以至于后来成为了广东移动的核心增值服务之一，Wichina也很快就因此赢利，并针对打工者用户不断加强新的功能。“我们以前从来没想过赢利点是这个，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应用必须适合中国本土”，查立说。

　　2008年年初，他停止做美元基金，转而募集纯粹的人民币基金，因为“这是未来几年中国创业投资的主流”。而他也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我是一个马路天使，打巷战出来的，大部分创业者遇到的问题我都经历过，我可以帮助年轻人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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