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迫使各界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反思，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特别是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联动就显得十分重要

　　王华庆

　　次贷危机的基本情况回顾

　　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历时差不多两年，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第一阶段是危机初现。从2007年年初以来，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调，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开始出现动荡。汇丰银行北美公司、全国金融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等多家从事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因客户违约，纷纷出现巨额亏损，有的甚至陷入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第二阶段是危机爆发。自2007年七八月份开始，大批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2007年8月，美国第十大贷款公司——美国家庭抵押投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当月，受一些投资美国次级抵押债券的基金宣布停止赎回的影响，美联储、欧洲央行等被迫联手注资以恢复银行间市场的秩序,这成为危机爆发的标志性事件。第三阶段是危机扩散。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因次贷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西方央行联手干预。全球最大的债券保险企业MBIA、全美第二大债券保险机构AMBAC损失惨重。2008年第一季度，MBIA亏损24亿美元，AMBAC亏损17亿美元。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倒闭，这一事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把危机引向一个新的高度。第四阶段，危机的深化和恶化阶段。2008年6月份以来，危机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政府接管“两房”、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林银行被美国银行收购、AIG被政府接管。危机的另一支鞋子终于落地，后续演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迄今为止，危机已经造成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此次危机破坏性之强、影响面之广是以往历次金融危机所不能比拟的。

　　关于次贷危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此次次贷危机引发了各界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投行回归”，二是资产透明度，三是世界最大保险商AIG被政府接管，四是美国政府救市，五是美国消费模式等问题。

　　“投行回归”问题

　　目前，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的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已消失，硕果仅存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已变成全能银行，作为美国特殊金融机构形式的投行已不存在。有关“投行回归”的问题，存在不同看法。相当一部分人赞成“投行回归”，理由主要有：一是通过回归可以降低投资银行的杠杆，从而降低风险。一般而言，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是30:1，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12:1。次贷危机中高杠杆率的大型投资银行纷纷倒闭，说明投资银行经营模式存在严重问题，一定程度上应对次贷危机负责，通过投资银行回归可以解决高杠杆这个难题。二是通过回归便于接受监管，解决监管滞后和真空问题。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将之纳入美联储监管范围，有助于监管者更好地了解杠杆更高的投资银行业务的运行，更好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更好地解决监管滞后的问题。同时，当投资银行陷入困境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监管当局的救助。三是顺应市场的内在要求，便于获得稳定的资本来源。当市场面对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投资者要求更多的安全性、更高的资本比率。投资银行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比如储蓄，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冲击，投资银行回归商业银行是在市场的要求下的必然选择。四是欧洲等国的全能银行模式更好于单纯的投行模式。

　　反对“投行回归”的人也不在少数，理由主要有：一是历史经验表明回归混合模式并不能解决危机。1933年之前就是采取混合经营模式，这种业务模式并没能阻止大危机的发生。大危机之后，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目前的“投行回归”是开历史倒车。二是欧洲的全能银行模式并不都是成功的。“投行回归”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如花旗集团。证券公司风险偏好的文化与商业银行审慎经营的文化截然不同，需要重新审视混业经营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三是不同的业务模式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投资银行的问题关键不在于组织模式，而在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模式如果监管及时，也有可能经营得很好。金融机构被谁监管是根据它的属性而定的，投资银行的问题是疏于监管,监管跟不上投资银行发展的步伐。一些金融机构，比如对冲基金，其杠杆比投资银行还要高。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尽管可拥有商业银行稳定的资本来源，但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风险问题。

　　资产透明度问题

　　资产透明度成为各界关注的又一焦点问题。一些研究者和官员认为，次贷危机源于资产定价缺乏透明度。资产透明度缺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结构化产品复杂多样，证券化的链条长而复杂。巴菲特曾经谈到，“如果你想弄懂某个CDO产品，不得不看大约1.5万页的材料。如果再从这个CDO产品中取出低层级(junior tranches)，与其他50个同类的CDO共同组成一个CDO平方(CDO Square),就要阅读超过75万页的材料——这显然是不可想像的。当规模巨大的结构化产品在市场交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产品到底是什么，这是很荒谬的”。结构化产品复杂由此可见一斑。此次与住房相关的证券化过程，是由商业银行直接贷款给住房金融机构—证券化处理—信用违约互换(CDS)—风险分摊—进行信用违约互换，这个过程涉及众多复杂的产品和大量的相关机构，环节众多，带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资产缺乏透明度。在长长的链条中，市场信息的不透明贯穿始终。正是由于产品十分复杂，证券化链条环节众多，投资者对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特殊目的载体的投资行为和资产结构所知甚少。二是大量的产品在OTC市场而不是场内市场进行交易。一般而言，资产在公开市场交易，价格公开透明。在私下的OTC交易，由于没有公开价格，资产透明度差。目前，一些参与结构化产品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75%到80%的资产是不能马上在市场上标价的。由于信息透明度不够，资产定价困难，市场参与者不知道所持有的资产风险究竟有多大。三是金融市场过于依赖评级公司，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的关系过于密切，缺乏监管。作为信息中介，评级机构在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市场使贷款者和投资者之间隔着复杂的环节，投资者购买产品时只能依赖专业评级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风险的定价。而评级机构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其收入主要源自证券发行者交付的评级费用。在评级过程中通常存在着发行者“招揽评级”的现象，即结构化证券发行者向给其评级最高的评级机构支付费用，导致评级缺乏真实性和客观性。而评级机构本身的评级模型也存在问题，对结构化证券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已经引起市场质疑。2007年第三季度至2008年上半年，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对价值1.9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支持证券的评级进行了降级。

　　AIG问题

　　关于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接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AIG担保对象CDS不透明，CDS本身被异化成为投机工具而不是保险工具。在现实的市场上，CDS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它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了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双方其实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这种对赌的行为和规模早已远远超出CDS设计的初衷。当风险来袭之时，这些形式上很美的保险形同虚设，不但不能保值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的形成。AIG的问题是对其所创造和持有的衍生产品不能理解价值所在，不能定价，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AIG所参与的CDS市场缺乏透明度，CDS市场本身很不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管。AIG并非保险业务出了问题，而是在类似投资银行的业务上，无限地为一些公司债券提供偿债担保。这些担保都建立在信用的评级上，当受次贷危机影响的借贷人无力偿还借款时，债务负担自然就落到AIG身上。也正是因为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问题，随后AIG的信用评级降低，融资困难。二是CDS市场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缺乏一种机制来为AIG提供担保。CDS市场巨大的规模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CDS完全是柜台交易，没有任何有效监管。信用违约掉期的另一个巨大风险是没有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系统，没有准备金保证要求，没有风险对家的监控追踪，一切都是在一个不透明的圈子里，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形式在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交易商们获得最高的投机收益。因此当一些机构破产了，谁来支付这些卖出的CDS的费用。在CDS市场上，当情况变坏的时候，它需要提供担保。但是，由于CDS市场没有规范，没有人定期地进行检查，确保它们有必需的担保，缺乏一种机制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到最后陷入了一种需要所有担保的境地，这时就别无选择了，只有政府接管。

　　AIG被接管也暴露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以及现代金融风险跨国境、跨行业传递的特征,对于风险保险的作用应该重新审视。风险的保险并不意味着风险的解决和消除，问题的关键是要分化风险而不是简单地转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