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郭台铭其实借此诉讼向全球大厂的操纵策略宣战。

　　尽管富士康一直拥有大规模成本的优势，但是诺基亚不想完全依赖富士康，比亚迪就成为了诺基亚制衡富士康的力量。这在业内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分析师指出，站在诺基亚的立场，诺基亚自然希望能多出现几家代工符合其要求的企业，越分散越好，选择的空间大一些，欧美大厂本身的采购人员可以增强其对订单的议价能力。这也给比亚迪这样的后起之秀带来成长的机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后进者为了成长采用一些非法手段、中国市场的商业机密可以互相抄袭，也就给予外国大厂肆意“压价”的可乘之机。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地区也曾经历“仿冒品”、“盗版软件”满天飞的时代，而富士康目前在中国大陆的维权经历，就像是十年前台湾经验的翻版。90年代，每次在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规的修正案时，总引起“国会”的激烈对立与冲突。“长痛不如短痛。只有当局抛弃自以为是的‘义和团心态’，坚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创新。”台湾陈长文律师如此说道。

　　在富士康每年一次的集团知识产权申请表扬大会上，郭台铭曾经讲过一个“一根扁担”的故事：有一位经济学家五十年前从四川家乡出来时，看着挑夫用一根扁担挑行李赚钱，而五十年之后他重回家乡，看见挑夫们仍为了几元人民币争抢客人而打架。郭感慨地说，肩膀到大脑的距离只有不到十公分，但是五十年都没有进步。

　　鸿海65万名员工必须每天和成本竞赛，但是郭台铭希望10年之内，65万员工之中，有五分之一的员工是工程师及管理者。这也是为什么郭台铭近年来在大陆加紧知识产权申请的原因之一。他勉励大陆员工要往“脑力”发展，有趣的是，当郭台铭讲完那个故事紧接着颁奖时，有一位残障的专利得奖者，郭台铭问他是哪里人？他洪亮地回答，正是重庆人。台下不禁大笑。

　　现在，富士康正从深圳基地往大陆内陆移动，也在北京、南京等都打造软件园区，来提升制造的“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大陆产业在转型，富士康也在转型。状告比亚迪，正是郭台铭测试大陆大环境是否鼓励企业往知识产权方向转型的“探路石”。

　　富士康的“双向”迁移

　　《华尔街日报》曾称富士康商务长李金明是人口40万的“富士康市市长”。这虽是一种比喻，但是也说明了富士康员工在深圳基地的确达到饱和阶段，而《劳动合同法》又收紧了企业临时用工“灵活性”，让“市长”的挑战更大。

　　富士康往内陆移动，着眼于两个诉求：内陆相对沿海便宜的劳动力及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

　　尽管富士康已在深圳经营20年，且成为大陆出口创汇企业第一名，一年为中国创造外汇400亿美元，让中国不用像越南一样苦于外汇不足，但是却被指为中美贸易顺差加剧的“元凶”之一。

　　富士康商务长李金明指出，过去富士康的95%产品都是出口，但是现在希望把内需市场做起来，这将成为富士康下一步业绩增长的动力，如此，也将缓解由富士康每年400亿美元出口给中国过大贸易顺差带来的压力。富士康有意进军的内需产品包括“LED镭射激光照明灯”、“汽车零组件”等，富士康近年在武汉、山西等内陆省市布局，其意即在此。除了人力和脑力，富士康还着意挖掘大陆“原材料”的潜力。比如在郭台铭的老家山西，郭台铭就希望建设成轻金属——镁的大本营，郭台铭信心十足地说，这将是富士康的“第二个深圳”。

　　另外，富士康也在着眼于中国大陆之外进行新的制造业布局。除了前文提到的和美国惠普一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设厂，最受到富士康关注的，还是被日本野村研究所描述为“黄金走廊”、串联中国与东南亚的成长区域。这条走廊中点为香港，途经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再延伸到吉隆坡与新加坡，被称为“一廊九城”。2005年，这九座城市的GDP已高达4600亿美元，相当于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GDP的总和。在中国经营“东盟”的背景下，如果富士康加大对该地区投资力度，富士康的势力可顺利从深圳延伸到东南亚。

　　“未来富士康只要把中国创汇的400亿美元，移100亿到越南就好了！”富士康高层曾说。在越南发生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外资撤出越南，但是鸿海反而更为积极，就是着眼于为新世纪的战略布局。

　　在中国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及提升形象，再将生产基地往内陆及东南亚转移。这个工程一旦完成，鸿海将创造下一个三十年的荣景。

　　(本文作者为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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