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批量创造经济奇迹的时刻到了

　　来源：国际航空报 记者 陈晓颜 摄影 沈铁

　　对话语录：

　　历史上真正不朽的企业，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在初创，在面临新的机会。

　　投资人不能是企业顺利的时候不闻不问，不顺利的时候，突然君临天下，发号施令。

　　我从清华上大学到在美国拿到本科学位花了8年时间，路走得比别人弯曲很多，但是却得到很多宝贵财富，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这个民族到了关键的时刻，它决定了我们国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崛起的国家，70年代人担子很重。所以我们应该有责任感。

　　企业家要像个“偏执狂”

　　本报记者：

分众传媒现在已经成为国内IT知名企业，并在纳斯达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能否谈一下最初你投资分众传媒时的情景？

　　张帆：分众传媒当时已经有业绩展现出来了，在上海的一些楼宇里开始试播广告了，下一步发展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他的商业模式蕴含的巨大能量，在相关行业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决定进入。他虽然没有核心技术的创新，但他的模式把广告带到了没有媒体的地方，同时抓住了广告主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比如在等电梯的时候，医院候诊的时候，总之在你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同样江南春是罕见有能量的创业人。

　　本报记者：如何判断一个企业具备成长的潜力？

　　张帆：主要看整个市场是否在成长，企业本身是否有持久的竞争力，企业家本人以及他的团队是否是执着、勤奋的创业人才，能否不断发掘自己，让自己的能量不断提高。很多企业家干到一定程度就要退休了，但历史上真正不朽的企业，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在初创，在面临新的机会。Inter原来的CEO曾经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下来。我们也发现很多企业家对创业充满了热情，不断进取、不断突破，不断害怕被超过，这种性格造就了企业家非常宝贵的创业冲动，这是持久战斗力的根本。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此企业家在我们考察的因素里占有的份量非常大。我们红杉的口号是做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所以这个创业者非常重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物来推动，帮助他，最后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很欣慰，我们所投资的几十家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人。

　　本报记者：投资之后，一般多长时间要求企业带来回报？

　　张帆：10到12年，企业能够给我们带来回报就可以。但大多数企业5-7年就能够给予我们回报。如果企业彻底失败，就永远没有回报了。但没关系，这是风险投资的一部分，确实有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在里面。

　　本报记者：每年收到的计划书有多少？被采纳的有多少？

　　张帆：每年大概有几千个，最终投下去的有30个左右，百分之一。

　　本报记者：红杉中国创立近2年，一共投资了多少项目，涉及哪些领域？

　　张帆：红杉中国200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投资40个项目了。横跨很多领域。我们对中国目前创业型企业发展所蕴含的做大做强的机会非常看好。我们认为，中国现在培育大企业的机会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但是，中国现在有很多行业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发展，真正能创造世界性品牌和持久竞争力的企业不多，所以我们要在不同领域挖掘好的企业。到目前为止，我们投资的40家企业里有相当多的是高科技领域、IT领域，同时也关注农业项目、生物医疗项目。有面向消费者的服务类的项目，有为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的项目，也有文化产业类项目等，遍布很多行业。

　　本报记者：红杉中国打算在中国实现一个怎样的布局？

　　张帆：谈布局还为时过早。若干年后，我们希望，在

中国经济最闪光、最核心、最关键的具有策略性成长的企业里，有红杉中国的影子。在市场最知名的、具有领袖地位的市场里，红杉能成为一份子。就现在看，我们在深深挖掘中国的好苗子，这些苗子不仅有几个人刚创建的企业，也包括上千人的企业，虽然已经有很好的发展，成为了一个知名的企业，但仍然具有很好的上升空间。我们认为，IPO对企业来说只是刚刚开始，上市是一个好开端，但好多时候为股东、为社会创造价值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优化和提升自己。红杉美国87年投资思科，90年上市，市值3亿美金。经过17年的运作至今，思科的市值涨了将近1000倍。而中国的很多企业即使是上市的，也只能说是成功企业帝国的雏形，让我兴奋的是，批量化创造这些经济奇迹的时刻到了。经过多年的积累，虽然有很多企业失败了，碰了壁，但我们国家在不断发展,整个生态系统在不断完善，为现在的企业不断积累取得突破性进展打下很好的基础，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布局。

　　本报记者：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吸引你的目光？

　　张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巨大的市场，然后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带着他的团队在创造一种以前不能想象的崭新的竞争力。中国很多行业市场很大，但充斥了一些大、中、小型公司。很多行业中，真正的龙头企业没有诞生，我们看到有些企业以自己的能量、创造力，来打造崭新的竞争力，书写了行业的规则，改变了行业的座次。比如我们所投资的亚洲传媒，这是第一个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技术公司在电视媒体领域的参与，他提供导视频道的服务，提供广告代理业务，真正把巨大的电视市场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模式的开创者。

　　本报记者：红杉中国目前在国内投资领域处于什么地位？

　　张帆：我们要做这个行业的领袖。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个行业领先的参与者，长久来讲，我们要把红杉中国打造成投资行业里一个不朽的品牌，一个风险投资领域的标杆性企业。

　　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的战斗友谊

　　本报记者：你原来的专业是计算机，应该说对高科技很熟悉，但你投资的项目中有农业项目，怎么把握它们？

　　张帆：从根本层面上讲，市场、企业家如果都符合我们的标准，商业计划、发展规划充满能够成为行业巨人的可能，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的挑战是，必须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所以红杉要不断学习，否则不能站在企业的背后有效推动它成长。连一个非常有见地的问题都问不出来是不行的，所以跟一般的财务投资人不一样，红杉跨度很大，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虽然我不可能做到跟这个行业的CEO一样，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我们一定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对企业才能有帮助。

　　本报记者：投资人与企业管理层如何平衡才能实现企业的高速增长？我们常常看到出资人因为不满职业经理人的业绩而罢免CEO的现象出现？

　　张帆：在上市之前，企业家起到的作用非常大，是企业的灵魂，所以更多时候，往往以企业家为主，我们为辅的方式，不存在平衡问题，主要是如何能够跟企业家互补，也不存在替换问题。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选中的企业家就是把企业带向成功的因素。

　　本报记者：有没有这样可能，企业存在漏洞，但投资人没有及时发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张帆：可能性是有的，毕竟是风险投资，但目前我们投资的企业这种情况还没有，我们有自己工作的风格和作风，扎扎实实把事情研究透。我们会经常跟企业家进行非常深入的沟通。

　　本报记者：你投资最快的项目是多长时间？

　　张帆：最快的一两个星期就能决策，最长的时候考察六七个月。

　　本报记者：为什么那么快决策？

　　张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之前就开始注意和思考这个行业了，突然在那个时候它出现了，恰恰符合我们的标准，就很快决策。有的时候需要对这个行业、对企业家本人，对整个企业成长的流程慢慢摸索，所以时间长一点。

　　本报记者：你曾经说，最好的投资案例永远是下一个，有没有失败的经历？

　　张帆：现在红杉投资的企业1家上市了，其它的还在成长，但有的企业成长预期不像我们最初展望的那么好，但我们也在努力帮助他们。

　　本报记者：这时候你们通常会怎么办？

　　张帆：我们会花好多时间帮助他们，分析原因，很多时候做这种决策很痛苦，企业本身有它成长的一个定势，但突然发现这条路走得不对，要掉头的时候，会很难受。我们会很诚恳地提出我们观察后的见解，跟企业一起分析问题，可贵的是我们比企业家有一种更客观的第三方的认知。我们会提出一些他们看不到的外界信息，这让红杉成为很多企业信赖的伙伴。当然，一针见血提出这些紧迫的问题，很多企业家也不喜欢听，但我们不能回避问题。当然，投资人不能是企业顺利的时候不闻不问，不顺利的时候，突然君临天下，发号施令。我们平常就是跟他们在一条船上奋斗，并肩作战的伙伴和股东，所以企业更多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帮助。

　　投资不是一个“光鲜”行业

　　本报记者：一个好的投资人具备什么素质？

　　张帆：最终是做人，聪明才智、阅历、经验都重要，但踏踏实实做人更重要，像你希望被别人尊重一样尊重你见的每一个人，尊重这份事业，热爱这份事业，是一个成功的投资人不可缺少的素质，否则很难把投资事业做大做强，我们希望把红杉中国做大做强，做成一个百年老店。

　　本报记者：很多创业者对投资人爱恨交加，你怎么评价自己？

　　张帆：企业家跟我的关系都是长期的伙伴。因为我看待企业的发展比较宏观，还有我做人做事的态度。就像人和人的关系一样不管是伙伴关系、同事关系、婚姻关系，按照我做人的哲学，确确实实为对方着想，为企业长远发展着想，应该是只有爱没有恨的，是一种深厚的战斗友谊。

　　本报记者：很多人觉得投资人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金，飞来飞去，似乎是个很光鲜的行业，你怎么看这份职业？

　　张帆：其实一点也不光鲜，是一个要踏踏实实刻苦耕耘的职业，跟其他行业没有区别，拿着钱更多意味着肩上的担子和义务。我们管理红杉资本，对我和沈南鹏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它给你的不是一种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心态。钱放在我们这里，让我们来管理，如果我们做得不如别人好，没有让这个钱产生预期的效益，我们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所以没有那份潇洒。给我们钱的有很多美国的大学、医疗机构、非营利组织，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的回报，能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效益，能够让这些非营利组织有更多的资本去改善环境，改善贫穷地区的教育，改善看不起病的人的医疗条件。任何时候我们都在完成一种使命。我们有幸让这些人把钱放在我们这里，他们的信任就是我们的动力。当我们看到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些钱得到有效的增值，让投资于我们的机构有更多资金开展他们的项目，你能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让社会上的资金得到了最有效的释放，良性循环起来，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70年代人的压力很大

　　本报记者：大三的时候你随父母到美国，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完成学业，而是进入两家小公司，这段经历带给你怎样的帮助？

　　张帆：有很大影响，首先是反差，从学校比较惬意的生活环境到了一个艰苦的环境，让人产生了一种挫折感。这种挫折感能够让人奋发，挑战自己，激发出自己以前不曾有过的能量。那段时间比起我在清华读书的日子艰苦多了，白天工作，晚上上课，还要做很多事情，很不顺利。但每一段经历都是财富，再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我有了从容的心态，也让我有了超强的自信，毕竟走过一段弯路，能够体会到别人没有体会过的酸甜苦辣，对人的根本素质和性格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从清华上大学到在美国拿到本科学位花了8年时间，路走得比别人弯曲很多，但是却得到很多宝贵财富，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你最初的专业是计算机，为什么后来转为金融管理类专业？

　　张帆：小时候，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热衷，但到公司里发现，把一个东西成功产业化，带给消费者，带给企业，带给社会，它里面所蕴含的是一个系统工程，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我非常好奇，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进入社会，产生巨大反响，给人们带来便利。它是如何创造的，财务、市场、销售、研发、生产等，一系列的环节，它让我对企业的发展、成功的过程非常兴奋。所以为了拓宽知识面，也为了更清楚了解我前面所说的命题，决定转行，后来证明这也更适合我。

　　本报记者：在你成长的整个过程中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比较困难的时刻？

　　张帆：创建红杉资本，去美国

留学，都是意义非常深远的时刻，但非常自豪的事情还没有，应该是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出现。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在美国留学、工作的过程中有一定困难，需要在新环境中拼搏，但与上一代人的经历相比，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我个性比较从容平淡，既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的感觉，反正还有很多年，默默低头耕耘吧。这是我做人的一种态度。

　　本报记者：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你理想中的状态？

　　张帆：应该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未来希望持续这种状态，让我继续发掘和培育更好的中国企业，在中国优秀的企业家带领企业成为世界上不朽品牌的过程中，我能够有幸参与。将来老了，回头看，会觉得自己这一生走过了一条非常有意义的道路。所以我希望持续目前这种状态。它让我不断学习，跟出色的人接触，珍惜每一次会面，包括通过国际航空报讲述自己的故事。

　　本报记者：你有没有比较欣赏的投资家？

　　张帆：沃伦•巴菲特。他是当前最卓越的投资家之一。几十年来，他持久的骄人业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最近，他将自己的一大部分财富捐赠给了慈善事业，更是令人钦佩。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代人心里的理想和忧虑是什么？

　　张帆：理想就是要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做民族、产业、经济文化腾飞的一份子。现在我们这个民族到了关键的时刻，它决定了我们国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崛起的国家，70年代人担子很重。所以我们应该有责任感。

　　本报记者：最后想对创业的人有什么忠告？

　　张帆：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但是短期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放眼未来，踏踏实实做事，一定会成功。中国的环境非常好，从世界历史看，想创业的人很少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和机遇，但你要求明天就变成比尔•盖茨是非常难的，所以胸怀要放宽，时间要放长，眼睛要看低，给予自己时间，最终成功的机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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