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登陆中国路线图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作为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秘书，从清华大学MPA脱产班毕业的李军，是这个班在安徽省招收的3名学员中，唯一回到安徽的学员。李军告诉《决策》：“MPA学习收获最大的是分析决策能力，而方法论的价值远大于知识的价值。”作为一种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MPA在中国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

　　公共管理硕士MPA起源于美国，从1924年美国启动第一个MPA培训计划开始，已有80多年历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作为舶来品，MPA登陆中国走过了怎样的发展路径？中国为什么在90年代后期引入MPA？MPA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为什么引进MPA

　　2008年上半年之前，上海市所有47岁以下公务员必须完成MPA核心课程的培训，这是上海市人事局制定的目标。这一针对公务员的MPA核心课程培训在全国尚属首创。在MPA正式落地中国5年后，上海再次先行一步。

　　然而，这仅仅是MPA在中国逐步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样本。MPA登陆中国还要追溯到1998年。这年6月，在北京的天竺园宾馆，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中山等7所高等院校的公共管理教育专家，召开了关于中国要不要引进MPA的讨论。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告诉《决策》：“会议主要围绕MPA在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其实，这正是MPA进入中国必须思考的两个关键点。

　　从必要性上看，从1978年到1998年，改革开放正好20年，经济改革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以推进，才能消除阻碍改革的深层次因素，因此，公共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并受到重视。此时的中国，不仅需要MBA，也需要MPA。恰好在1998年，朱镕基总理开始推行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大批掌握公共管理知识和方法的人，把改革落实下去。政府转型需要MPA，MPA加速推动政府转型，两者是互动的辩证关系。因此，将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MPA模式引入中国，“中国MPA之父”、中山大学夏书章教授认为是“恰逢其时。”

　　从可行性来看，薛澜分析认为，中国的MPA不是从零开始。因为原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管理学的发展，已经为MPA登陆中国打下了基础。而且，早在1991年就设立的工商管理硕士MBA也为MPA的设立积累了经验。

　　如果说转型期的中国呼唤MPA人才是国内需求的话，那么中国的入世谈判，就成为重要的国际因素。中国要入世政府必须首先入世，入世对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考验首当其冲。因此，夏书章告诉《决策》：“无巧不成书，中国在引进MPA的时候，加入WTO的时机也成熟了，这不是偶然的。”

　　于是，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办第17次会议决定引入MPA，定位就是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MPA正式在中国启动。此后，2001年10月第一次全国联考，2002年3月首批MPA学员入学，MPA在中国正式落地。MPA进入中国，也标志着中国公务员专业化的开始。

　　落地生根

　　2001年至今，从全国MPA报考与录取人数的汇总表格来看，呈现出明显的“U”形曲线。其中，2003年是“谷底”，也正是这一年，引发了关于MPA是否“水土不服”的大讨论。在经历了冷热两重天之后，MPA逐渐走向了理性。

　　5年时间，MPA院校已经历过三次“扩容”，目前发展到83所，覆盖全国28个省份。同时，MPA教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普通班、脱产班、专业班、全日制班相继开办。从2007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将在全国第一个试点全日制MPA班，成为最新的“升级版”。同时，专业性MPA培训班在各地纷纷涌现，比如清华大学与北京市城管局开设的城管MPA，中国人民大学与

卫生部开办的卫生管理MPA，这种专门化的培养模式更具有针对性，“量身订制”的MPA更适合公共管理部门的实际需求。因此，薛澜认为：“MPA在中国已落地生根开花。在规模扩张上，超出原先的预期。”MPA已发展成为继党校系统与行政学院系统之后，中国公共管理人才培训的第三大板块。

　　但是，如同硬币的两面，MPA在加速前进的同时，诸多问题也如影随形。比如人们关注较多的双证问题、学习时间与学费的问题；入口与出口的通道不畅，与MPA本身的定位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甚至出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再有就是教学案例缺少，师资力量弱，“外行”教“内行”；有的地方出现“翻牌”现象，简单地把政治学、行政学的牌子一翻，就“冠名”MPA。

　　其实，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职业培训，“产品质量”是生命，不管是高等院校还是用人单位，以及MPA学员都不希望自己的学位打上“不合格”的标签，因此，全国MPA教指委委员、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晓剑认为：“必须誓死捍卫MPA的质量和品牌建设。”

　　但要突破阻碍发展的“

天花板”，决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MPA教育院校、用人单位、MPA人和国家政策部门四方需要形成合力。

　　迟到的冲刺

　　沈武是安徽省国税局的一名干部，2005年3月，他进入由安徽省国税局和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合作举办的MPA脱产班。谈起这次“回炉”的感受，他用了简洁干脆的四个字：“脱胎换骨”。沈武认为，由于具有相当长的工作经历，对这次MPA“充电”所学的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运用。沈武只是中国MPA人中的一员，在中国，这支“特殊的队伍”有两大部分组成：本土培养与海归MPA。

　　但是，薛澜认为,“MPA在中国都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究其原因，一方面时间短，2002年3月才首批入学，2003年12月第一批毕业；另一方面是人数少，到2006年10月，已经毕业和在校的MPA人总共约有27000人，再加上海归派散落到全国，只能是“星星点点”。

　　而且，MPA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像MBA那样张扬，特别是许多海归派MBA自主创业，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塑造成“英雄”，参与各种活动和评选，在媒体上露面。但是在政府工作的MPA更多是默默工作。虽然目前MPA不能对政府行为产生直观影响，但可以潜移默化地推动政府管理水平的科学化。薛澜认为，他们就像“播种机”，把MPA的理念、知识与方法向外传播，同时在慢慢改变周围的人和环境。况且，拥有MPA学位的人进入政府工作后，其影响力与他的决策力成正相关，像再造云浮的郑利平、哈佛培训第四期成员之一的原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在目前，更多是表现为个案。因此，MPA对中国的改变，是一种不露痕迹的渐变，而且这种改变远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快、那么明显。

　　MPA毕竟是舶来品，MPA的理念与方法和中国固有的行政规则之间，也在上演“故事新编”，就像是河流与水岸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彼此都在发生改变，不是谁单方面改变了谁。这两种作用力就像钢轨一样，平行前进，无形的作用力就是中间的枕木，任何单方面的激烈改变，都会打破平衡，甚至会导致严重的“

交通事故”。

　　“迟到的冲刺”，这是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概括。在中国，按照每年10000人的培养规模，100年才能培养100万人，而目前中国公务员就有540万，再加上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人员需要培训，因此，“中国MPA之父”夏书章教授认为，中国的MPA还要持续发展100年。由此可见，中国的MPA教育，MPA人作用的发挥，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改变，都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