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

　　1929年—1933年大危机打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打破了“市场经济均衡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再窃据“主流”地位。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终将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

　　后发现代化大国赶超西方，在对抗中完成同样的原始积累任务

　　历史与文明发展是有一般规律的，西方文化是近代社会的主流，因为他们用武力征服了世界，他们确定了技术发展路径，所有民族和国家要想不灭亡或者不被边缘化，都只能向西方学习，走西方现代化道路，谁也不能脱离以原始积累方式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是普遍性。就特殊性讲，原始积累有三种方式：西方的殖民掠夺，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中国早期以依附型方式学习西方，但发现西方不允许我们强大，应用经济自由主义不能成功。我国以国家为主体实现原始积累，以对抗西方的形式，完成了与西方相同的历史任务。比起西方的原始积累，我们速度更快，且为内部积累没有对外掠夺；比起发展中国家，我们效益更高且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果以苏联计划经济为一般性，中国计划经济也很特殊，人口资源比例远低于苏联，计划经济没有苏联完善，也没有那样僵化和刚性。即使在中央计划体制中也留有 30%的缺口，要求企业自筹，自筹是市场经济的易货贸易。至于地方政府和农村，计划经济更是远远不能覆盖，因此改革才有可能从薄弱环节发动。

　　就经济理论而言。中国经过了从苏联政治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的转变，但在实际操作上，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独立轨道。毛泽东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打破了斯大林晚年的僵化模式。孙冶方的“计划价值规律”，第一次试图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陈云提出“鸟笼经济”概念，坚持四大平衡。陈云经济思想对于中国和转轨国家而言，其意义不下于凯恩斯之于西方经济。

　　转轨经济的文化特征，依靠传统智慧实现渐进改革

　　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是“泛自由主义者”，经济思想的主流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学派。丰富多彩的过渡形式，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开放性。每逢革命和改革的启动期，我们都要批判传统，而在改革方向确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后，传统文化就成为现代化的有益补充和表现形式，以弥补西方模式的不足。比如带有家族性的民间企业，在改革初期弥补了社会信誉的缺失；地方政府与管理部门的独立利益与行为，使中央政策的执行带有灵活性；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教育和社会保障功能；东方式节俭使长期高储蓄和高投资成为可能；而文化的凝聚力，则有力地平衡着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金钱至上和道德滑坡。

　　最使西方人士目瞪口呆的是，价格双轨制，一系列改革采取先突破后规范的路径，甚至先发展企业后明晰产权，这些按照西方价值观念属于无法治的乱象，竟然成为中国渐进改革平稳过渡的形式。人民币至今没有正式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深圳和香港之间则一直以两币流通方式，保持着自由市场与市场汇率，兼顾了经济效率与宏观稳定，经过20年演变，终于使人民币成为独一无二的，法律上不宣布自由兑换的，实际上能够出境的亚洲强势货币，开始了静悄悄的国际化过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一枝独秀，西方已经有人提出，要以“北京共识”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如果这次再能一枝独秀，那么中国经验就具有 “普世价值”。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解决自身问题，其基本原则将解决许多按照西方价值观念根本就解决不了，甚至不断被恶化的人类矛盾。

　　权力靠近市场又干预市场，以政治优势推动改革又保持稳定

　　世界三大思潮，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长期所谓的“左右派之争”有共同错误，就是把权力和资本对立起来。自由主义把权力看成万恶之源，把所有成就归结为市场机制，反对一切国家干预。左派则完全相反，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其实在中国改革30年中，权力与资本是共同发生作用的，其成就和弊病都来自于二者的结合。

　　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权力。中国计划经济造就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权力体系，如果权力反对市场，那么改革就无法推进，如果权力瓦解就是苏联结局，市场蜕化为黑社会。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权力靠近市场”，使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大大加速。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没有财产可以抵押时，各级单位的行政权力承担了贷款的抵押和担保功能；而压低拆迁成本和一系列政府措施，才造就房地产高潮。这样的发展，仍旧带有一定资本原始积累性质，不能完全归功于市场机制。

　　弊病是随之而来的，这就是权力的分散与扭曲市场，寻租，特权与腐败，这是下一段必须纠正的，权力与市场一定要分开，民主与法治一定要建立。但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段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历史，不可因为事实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理论教条就任意裁剪和解释，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对方。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凡是按照其“金融创新”思路的；凡是只消费不储蓄的；凡是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搞自由贸易积累巨额美元的，如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国家外汇储备，无不遭受重创。

　　中国之所以最为幸运，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外汇管制，金融衍生工具也不发达，没有卷入那一比三十的杠杆赌博。中国的运气在于我们总体发展落后且不平衡，有庞大的潜在需求。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启动内需，出口转内销和出口多元化，特别是加速技术升级，将弥补劳动密集型依赖于美国市场的窘境。而国家工程和农村建设，将吸收更多的就业，政府的作用仍旧不可忽视。

　　中国的政治优势在于有长期集权传统，政府控制能力强，有经验。只要不改变现代化导向，不改变市场机制的社会基础，不发生基本的判断错误，那么在发展中特别是危机期间，稳定能力肯定高于西方国家。大跃进以后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只用三年时间就基本恢复，措施是以定量供应压低消费，以行政力量大砍投资，2600万新进城的农民回乡。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已经形成了刚性利益集团，只能向外国转嫁危机。当然，民主是需要的，其意义在于制约精英腐败，监督政府行为。

　　1929年—1933年大危机打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打破了“市场经济均衡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再窃据“主流”地位。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终将改写西方主流经济学。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改革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正确总结中国现代化，包括原始积累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要。理论的成败不在人多，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发展理论需要思想的自由，目前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的垄断。理论的胜负在于其假设前提能否符合现实，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才是实践推动理论检验理论的真实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将使世界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理论，更多地带有中国特点，是毫无疑问的。(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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