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教授做客岭南大讲坛谈“国民性”　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是有贡献的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撰文 新快报记者 石勇

　　“以前讨论国民性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12月27日上午10时，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做客岭南大讲坛时，以对“国民性”的认知这个命题开始了他《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的演讲。

　　中国的很多历史记载并非真相

　　自鲁迅严厉抨击“国民性”以来，“国民性”这一概念几乎成了一种贬义。葛剑雄认为，“国民性”这一概念，更麻烦的是它空泛抽象，所指不明。他说，对于“国民性”，并不是找到国民共有的特点，然后以此界定就可以的。比如，说中国人“勤劳勇敢”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别人同样也勤劳勇敢。

　　他说，以前讨论国民性时，犯了几个认知错误。比如以偏概全———将某一种行为或现象普遍化。他说，无论是考察国民性还是文化，都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和某些例子定义，而是应该在存在一个参照物做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得出结论。找一个“典型”来研究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一些中国人似乎非常乐于引证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葛剑雄认为，这取决于这个外国人有多了解中国。那么历史记载呢？葛剑雄指出，作为一个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很多历史记载并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

　　在回答听众关于民族主义的提问时，葛剑雄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民族的区别，民族主义是很难避免的。任何政府都会利用民族主义，不过应该有一个度。但中国人没必要和韩国人在历史解释上计较，他们对历史的夸张可以理解，我们不是也很夸张吗？何况，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贡献的。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在国家利益上，而不是逞一时之快。

　　古代的“孝”是一种社会需要

　　“国民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何捕捉？葛剑雄认为，对于华夏诸族来说，共同的文化特征集中反映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信仰观上。

　　葛剑雄认为，文化的基础是生产和生活。他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他们的文化被改变了？原因不是他们想改变，而是地理环境、生活空间改变了，他们要想维持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很难。即使老一代还想坚持，从小就在新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一代也不干了。

　　接着，他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指出，特定的文化观念不过是一种社会需要，他说，像“孝”这种东西，在古代不单单是一种亲情，而是一种社会伦理，甚至成为法律，但它的起源实际上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特点有关。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没有断裂和跃迁，而是一种周而复始的重复，老人的经验极为重要，尊老就是在这种层面上形成的。而老人得靠儿子供养，儿女还得靠家族，所以中国人形成了家族观念。而家族要繁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就在这样的需要下形成了。

　　唐太宗发命令要寡妇改嫁，而在宋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却鼓吹得很起劲，葛剑雄认为，这是因为唐朝的人口不多，但宋以后人口已经太多了。

　　正因为文化、伦理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生产生活联系紧密，葛剑雄指出，改革开放后，以往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现在的社会结构里，已经不可能“以孝治天下”了。

　　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变革史无前例

　　“中国”这一称呼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天下”概念。葛剑雄认为，天下观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

　　他指出，按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华夏居于天下的中心，四周都是蛮夷，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一理解让古代中国人有一种瞧不起周边的心态，从中心到边缘似乎呈一个高低有别的价值序列。这反映在唐代，虽然当时很开放，但这种开放是认为自己很优秀并充满自信，打开门让别人来学，而不是自己出门去学人家。这种心态就是：我很好，别人来是来仰慕我。

　　葛剑雄认为，这种心态可谓是根深蒂固。即使是在清末，看到了洋人的坚船利炮，一些聪明人也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文化上还是一种老大心态。如果有谁说洋人的好东西，得到的回答也是“咱们古已有之”。到后来，张之洞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更清醒的认识，但仍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葛剑雄以日本作为例子，指出日本当初面临的情况和中国一样，也是西方列强打到家门口。但日本人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很快学习模仿西方，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传统文化消失了，事实上，它保存得比中国还好。

　　葛剑雄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观念和社会的变革能够与改革开放相比。虽然它也带来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都得承认这是有进步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上的差距还很大。而在实现国民的现代化上，广东有更好的条件。

　　商人当政协委员有渊源

　　古代中国人为何看不起商人阶层？葛剑雄认为，在古代没什么私有财产制，财产都是皇帝的，他喜欢的话，一声“籍没家产”就没了。财富的来源主要是种田和做官，而商人的出路就是和官套近乎，比如拿钱买一个“候补道台”什么的，“而现在的商人则是当政协委员”。

　　他认为，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弊病，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国家能够让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得到改变很不容易。西方新教伦理认为，一个人努力挣钱，不仅自己有面子，也是荣耀上帝的事情。“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富了光荣这样的话谁敢说呢？”

　　在回答观众提问时，葛剑雄指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权利义务分配的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体系里，个人与个人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得到分别。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葛剑雄教授审阅)

　　-链接

　　赵汀阳的“天下”理论

　　对于西方来说，国家是最高的政治单位，然后是共同体，然后是个人、个体。而中国的序列跟他们错开一点，我们是天下就相当于世界，天下是最高的，然后是国，然后是家。

　　就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来讲，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无外原则，就是王者无外。这个原则等于是说：我们世界土地有多大，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就必须伸多远，就必须覆盖整个自然的存在，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充分的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的政治理论。西方的政治理论发源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后来又以宗教为单位。这里头都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异教徒的模式———后来当代的卡尔·施密特讲，说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区分敌我———别人的就是相当于异教徒，或者说，它至少也是个敌人。就是永远要把这个世界分裂地去看，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才能够思考政治问题。只有世界存在敌对方的时候，他们才有政治的冲动，全部政治冲动都建立在与人作对上。而他们想像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一个政治实体存在，总是不能充满整个世界，总是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把另一部分作为它的敌对方去想。

　　———赵汀阳：《以“天下”观世界》

　　赵汀阳：广东汕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应用伦理中心研究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