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奈斯比特：别走得太快

　　我们的关注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已经习惯到处看到变化,所以我们忘了其实在很多事物发生变化的时候,大部分的事物还是没有变。

　　文/施智梁

　　约翰·奈斯比特曾经成功预见了网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讨论奈斯比特和他的《大趋势》。

　　这是一位从未停止过思考的学者。今天，他援引Will Durant的论点:文明是一条有岸的河流,河内不断地变化,充斥着杀戮和朝代的变更,而岸边的生活却千百年来恒静如一。奈斯比特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文明。在整个文明史上,也许能被称为“趋势”的变化并不多,人类生活的本质并没有多大变化。

　　联想到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眼下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的极度渲染,奈斯比特作为一个未来学家,他现在的思想是不是有些趋于保守?他对现在的全球经济形势又持什么新观点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他有什么建议和评价吗?

　　2006年12月,约翰·奈斯比特接受了《商学院》记者的独家采访。

　　趋势VS流行

　　《商学院》:你觉得现在风起云涌的各种管理理念中,哪些是热闹的、被你称为是“流行”的东西，哪些才是基石性的、被你称为是“趋势”的东西?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的关注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已经习惯到处看到变化,所以我们忘了其实在很多事物发生变化的时候,大部分的事物还是没有变。甚至在变化那么大的中国,生活中的许多常态依然存在:家庭的第一重要性、工作的价值、文化的传承等。但是我们如何工作,我们通常选择哪些技术工具来做我们想做的,我们怎么交流，这些体现在执行过程上的方法途径,才是我们必须向新的方向调整的。

　　《商学院》:我们接受你对“流行”和“趋势”的划分,但我们依然对如何从经营管理方法中挑出哪些是基础性的感到困惑，能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建议吗?

　　约翰·奈斯比特：在先进富裕的社会里,一大趋势就是几乎人人都在减肥,这是一个长期深远的趋势,但具体的减肥方法却在不断变化中,比如今年崇尚食疗,明年崇尚健身,这就是一种“流行”、一种大趋势的表现形式。

　　在西方的商业管理中,像“企业再造”和“六西格玛”这样的管理概念来来往往很热闹,每年更有数以千计的管理书籍出版。怎么做,怎么做好，这些执行中的方法论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概念出现；但买和卖的基本原理在我40年的从商生涯中仍没有变化。

　　《商学院》:是不是许多因素,诸如技术的发展缓慢,让你觉得没有太多的变化出现，还是你觉得现在的许多技术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生活,它们仅仅只是“流行”?

　　约翰·奈斯比特：对于技术,我并不想用趋势或流行来区分,只想用革命性的质变和进化(或演变)性的量变来说明。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技术革命后的漫长的技术演变期中。

　　此前也有过同样的时期。20世纪我们创造了新的运输工具,如汽车和飞机、新的电能平台等。这些革命性的突破之后就是一段不断扩展和完善自身的演变期。

　　现在我们正在好好消化我们在20世纪末期引入的新东西: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方面的革命性平台,我们还得花几乎整个21世纪去完善和建设它。

　　为什么革新会引来如此多的话题?无他,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变革的时代。扩展和完善一项新发明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我们当前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变革的过程。中国人应该很适应这样的时代。

　　定见

　　《商学院》:我很好奇,未来学家是怎样对未来进行预测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的新书提出了 11个定见。其中,最适合我的一条就是“没有什么肯定正确,意识到这点很重要”。如果我觉得我的判断和猜测必须正确的话,那我可能写不出任何一本关于未来的书。我不会担心,我的分析在不久后的将来是否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必须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必须是在我看来是最好的指示或预测。只有当我不必须是正确的时候,我才能够想象世间万物,放胆提出看法。

　　必须正确的心态会成为学习和理解的障碍。没有一种成长不伴随着改变、纠正和自我质疑。如果坚持“必须正确”的心态,那我们就钻进了死胡同;而一旦我们体验过“不非得正确”,我们就会感受到彷佛行走于一片开阔之地,我们有更广大的视野、更灵活的思维、更强的执行力。

　　《商学院》:与其说你的11个定见是在预测未来,还不如说是在讲如何思考未来。其中第6条“别走太快了,得让你的追随者知道你还在团队里”,可否详述一下?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现在有太多的变化和机遇,企业家们都非常容易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就匆匆将这种想法投入市场,而此时人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种想法。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AT&T公司在1939年就产生了“图片电话”的创意,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力推入市场。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失败了。直到21世纪,我们才通过手机这样的媒介有了图片电话。当然了,大部分的新想法和新产品不用经历那么长的“被接受期”,但“别走得太快”这句话仍然对产品和服务甚至领导力相当有用。

　　团队管理者在脱离其团队成员太远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危险，他必须存在于那些被领导者的视野之内。至于领袖到底应该领先其团队多远,这个量化标准并不容易制定,而且随着不同的环境会有所差异。公司领导只能领先其团队一小步,得给团队留下执行的可能,否则就很容易陷入空谈之中。

　　在技术领域,似乎各方面都希望领导者能够比任何人高出一头。然而市场会做出最后的判断。对于那些渴望解释未来的人来说,几乎所有的错误都犯在“走得太快”上,他们得回到他们试图影响的人的视线范围之内。

　　新GDP

　　《商学院》:你提出了“经济领域”概念,强调以产业板块为标准来划分经济,并预测将会出现一种新的GDP(Gross Domain Product),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不是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有关?毕竟它抹去了经济的国界。

　　约翰·奈斯比特：谈到一个没有障碍的无边界世界,有太多可说的了。其实这个世界已在慢慢地迈向一个经济实体。但这样一个无障碍的全球社会离我们仍太遥远。

　　我们正在见证世界经济的基石以一种新的方式合并。经济界限不再以国别,而是以经济领域划分。统计中国或美国国内的经济事件已没有太大意义，在全球范围内统计经济领域中的事件才有意义:如汽车领域、时尚领域或金融服务领域。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像华晨、陆风或奇瑞并没有和美国、日本或韩国竞争,而是在全球汽车领域内和那些国家的汽车公司福特、马自达或起亚展开竞争。并不是说中国VS印度或美国VS欧盟,而是公司在各自的经济领域间彼此竞争。

　　《商学院》:你非常重视数据统计,甚至在你“不确定”的思维中认为数据统计是最值得确定和相信的。以数据量化地解释很多经济行为,这有没有可能成为今后经济社会的一种模型化趋势?

　　约翰·奈斯比特：人们还不太能像重视体育比赛中的比分那样重视数据。NBA的数据统计甚至细致到了让你可以清晰地感受一场你没有亲眼目睹的比赛。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其他领域,数据是不是能表现出同样的清晰度和精确度?

　　我们可以把体育比赛作为模型,以此来判断有关信息的关联度和依赖度。体育比赛的结果不会受到一些因胜负衍生的主观因素诸如找借口、夸耀或抱怨的影响。在商业行为中,一个公司也不会因为其CEO的自吹自擂而在业绩上表现突出。地缘政治学和文化活动不是由“说”而是由“做”造就的。发生了什么事远比人们“说”发生了什么事重要。

　　中国VS印度

　　《商学院》:你在基辛格之前就访问过中国内地,现在又是中国南京大学的教授,可以说对中国还是很了解的。你觉得目前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趋势”中呢?

　　约翰·奈斯比特：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炒作这样的竞赛:中国,还是印度?照理来说,这是一场两个可能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国家之间的伟大竞赛。但比赛并不那么精彩。中国遥遥领先于印度,印度甚至无法缩短差距。

　　迄今为止,无论用经济增长还是减少贫困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都比印度强出不少。一个最好的指数就是外国直接投资,人们总愿意把资金投向那些能好好利用外资的地方。中国在2005年吸收了5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期印度只有53亿美元的外资注入。这种10∶1的偏向中国的比率几乎持续了10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的6倍)。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有非常明显的基础优势。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在前面强调过的教育对国家的基础性:中国的成人识字率是87%,远高于印度的45%。

　　印度要追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遑论对美国形成什么经济上的挑战。

　　约翰·奈斯比特

　　未来学家。莫斯科国立大学、中国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出任过肯尼迪时期的教育部助理部长和约翰逊时期的特别助理。担任过IBM和柯达公司的执行总裁。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被翻译成57种文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主要著作还有《亚洲大趋势》、《2000大趋势》、《全球吊诡》、《女性大趋势》,今年他的《Mindset!》(初步译作《对未来的11个定见》)也将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