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如何承担期待之重

　　本刊记者 徐浩程

　　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倡导者奔走相告，相互庆贺。

　　2001年10月，首批24所MPA试点院校招生启动；“其意义远超出‘学位’教育本身”的期望与溢美之词见诸报端。

　　2003年，MPA试点院校“扩军”，增加至47所；MPA招生遭遇“滑铁卢”，报名人数较之2001年锐减50%。

　　2005年，首批MPA试点院校教学评估提上议事日程，“MPA教育逐步跨入完善和成熟期”；MPA人发出“MPA在我眼里已经成了‘野山芋’而非‘香饽饽’”的感慨。

　　MPA五年，现实与期望正渐行渐远。

　　遭遇中国式尴尬

　　2005年10月，一封“北京大学MPA联谊会”递人事部的公开信开始在各大网站、BBS上转载流传。

　　信中，北京大学MPA联谊会称“代表全国三万名公共管理硕士”对2006年公务员招考相关规定予以强烈质疑。“相关规定”究竟为何，信中并未言明，但愤慨地写道“大批MPA离家别亲，举债求学，如今学有所成之际，却发现报国无门”。

　　而更吸引网民眼球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那句曾令倡导者奔走相告的话———“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共事务和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特设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赫然在信末附件中被强调出来。

　　用“报国无门”形容MPA的处境言之过重，但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反差如此明显，并示之于众接受拷问，让MPA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

　　这种差距与尴尬从何而来？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费高、投入大，而回报低、见效慢的因素，也有单学位证、就业渠道狭窄的问题。”安徽省政府办公厅李军告诉《决策》，“即‘入口’与‘出口’的问题。”

　　但与MPA一样，MBA也没有学历、也是动辄数万元的学费、也面临“出口”问题，为何不见这些问题成为其发展的障碍呢？而且，MPA本身即为学位教育，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为什么这些在彼处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MPA发展中的问题，甚至给MPA带来尴尬？

　　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在MPA登陆伊始就定下了“28比例”的“军规”，即学员中在职公务员比例要占80%。教指委秘书长朱立言也将“开拓了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新途径”称为MPA十大贡献之一。

　　可见，从一开始MPA就与公务员培训及其队伍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公务员相关政策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着MPA，包括形成以上的问题。

　　在入口上，我国目前尚无系统的MPA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现有规定散见于各类文件中。在出口上，双证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相关政策对MPA硕士地位不予承认。“档案是要看学历的，即便是党校学历也行，MPA说是硕士没学历就没人承认。”作为清华大学2002届MPA，李军谈到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尴尬。

　　尽管中国人民大学即将于2007年试点的全日制MPA班将部分解决学历问题，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将不得不面对公务员凡进必考的政策“红线”。“毕业之后，他们能否顺利走过这个通道，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教指委秘书处办公室主任、人大MPA招生与培训办公室主任李忠强告诉《决策》记者。在李忠强眼中这个通道即为公务员考试。尽管李忠强对首批全日制MPA的“出口”持乐观态度，但也不免疑问“未来规模放大了，还能消化吗？”

　　这仅仅是政策方面的原因，在政策背后，更深层次的是体制问题，政策方仅仅是MPA尴尬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被采访者告诉《决策》，当初看到相关文件时都很兴奋，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如果发文单位再加上组织部就好了”。说完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一声叹息，感慨颇多却难以言语。

　　《决策》记者翻阅了2001年国家部分MPA文件，发文单位多是教育部和人事部，的确没有组织部。但MPA自诞生之日即以培养应用型、专业化的公务员为使命，这也是其存在于今的重要理由，所以人事部发文应该说是MPA的应有之义。何来叹息？在MPA教育上，组织部的态度真的如此重要吗？

　　在我国政府部门，很少有将“干部”和“人事”分开讲，这两个关联不大的词在我国总是一起出现，“加强干部人事管理”、“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改革”等。而同样与之相应的是在我国政府部门，人事部部长均兼任组织部副部长。

　　这是中国式的政坛现象，在这一现象下是我国干部体制与人事体制的紧密结合。“我们干部管理体制与人事管理体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事体制、干部体制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安徽省外事办副主任陆友勤告诉《决策》记者，“而目前MAP只与人事体制结合，而未与干部体制结合。”也正因如此，才导致在MBA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为阻碍MPA的难题。

　　一方面是MPA的天定使命，一方面是中国特殊的国情，MPA这个舶来之物遭遇到中国式的尴尬。

　　是屠龙之术吗

　　2006年3月20号，MPA教指委换届选举结束，第二届教指委成员诞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增加了一个名额———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局长李培元。“这应该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李忠强强调说，“中组部主管干部培训领导的加入，表明国家对MPA的态度。”

　　同时，部分政府及部门开始与学校合办MPA班，上海等地也要求公务员学习MPA的核心课程。

　　一时，MPA遭遇的政策、体制尴尬似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上述问题解决之后，MPA就能发挥作用了吗？就能实现人们的期望了吗？当初人们对它的期望可“远远超出‘学位’教育本身，甚至寄希望于它能改变公务员的行为方式、政府运作方式和效率。”

　　自2001年以来，MPA招生学校逐步增加，“首批仅有北大、清华等24所院校，2003年增加了23所，第三批增加了36所，今年教指委正组织新一批招生院校申报。”李忠强告诉《决策》记者，包括在校生，截至目前我国共培养了近3万余名MPA。

　　但“相对于我国540余万的公务员队伍、近3000余万的事业单位人员而言，现在培养的MPA还是太少了，沧海一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向《决策》记者分析道：总体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且比较分散必定会制约MPA发挥其作用，因为要想让一个人改变一个人，难度尚不是很大，改变两、三个人，成功的机率也是存在的，但要想改变十个人，那结果几乎为零，而目前我国每位MPA平均面临的是540个人。

　　“聚作一团火，散作满天星”，显然按我国目前的培养规模，要期待MPA给公共管理带来显著变化，我们还需要期待更久。但基数增加就能让MPA学以致用吗？

　　目前，MPA核心课程是公共管理、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等，其中政策分析等工具性学科又是重中之重，“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及类似口号已成为大多数MPA院校共同的宣传语。可见，尽管MPA是在美国政府转型期间发展起来的，但经过八十余年的发展，其推动政府转型的角色已更多地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工具，MPA已经与服务型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在中国呢？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上发表题为《加强政府建设、推进管理创新》的报告，要求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等途径，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对于这条新闻，众多媒体已因“关注疲劳”而对之一带而过，对“喜新厌旧”的媒体而言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是一个相当陈旧的话题了。但总理再次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思考我国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开展了这么多年，其成果究竟如何？

　　MPA是与服务型政府联系在一起的治理工具，如果政府不是按照服务型政府的方式去运作，MPA即便能在个别优秀的人才身上学以致用，其用途又能有多大？李军告诉《决策》，现在很多地方说是借鉴国外公务员考任制度，但选拔职位上没有预测和规划，资格条件上没有工作分析，考核考察上重录用轻任用，“公务员一进试用期就是进入了安全期。”

　　与服务型政府一样，让媒体产生“关注疲劳”、让MPA有成为“屠龙术”之虞的还有NGO(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28比例”的订立一方面是因为公务员培训的紧迫性，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我国NGO较为弱小。“NGO是MPA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但目前我国对NGO管理相当严格，我也曾想成立一个民间机构，但最终没能成行。”李军告诉《决策》记者，“其实国外MPA有一大部分是在非政府组织中。”

　　“一方面源于机制、体制，而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能否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在薛澜看来，就是这两方面的因素最终使得MPA遭遇目前尴尬，“政府发挥MPA作用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要期待MPA发挥作用就要有发挥作用的平台。”

　　如何去期待

　　面对如此尴尬与困境，你我还有多少信心与勇气说出它能“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改变公务员的行为方式、政府运作方式和效率”等如此的话语？我们又该如何去期待？

　　在采访中，众多被采访者均认为仅仅一个教育的确难以承载如此多的期望与重负，但不论是受访的学者还是官员又立即加上一句，“MPA至少是走向这些期望的路径之一，而且目前是非常重要路径之一”。

　　“建国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的培训经历了一个点、线、面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之前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主要以各级党校这个点为主，之后各类行政学院的设立使得培养体系发展为线。”陈晓剑告诉《决策》，“而MPA则进一步完善了培养体系，使其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板块。”而在这些培养体系中，陆友勤认为,“MPA是与新《公务员法》的精神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

　　所以，我们有理由将如此多的期待放在MPA身上，也有必要探讨MPA如何去承担这些期待之重。

　　2003年12月，首届全国MPA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的主题———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已昭示其疾呼社会关注与国家政策的意图。针对上文探讨的原因，要促进MPA发展，最直接有效、并且能在短时间内看到实现曙光的可能就是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出台了。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呼吁国家激励等配套政策的出台一直是其中的最强音。而近年来国家也的确出台了相关政策，人事部专门下文表示政府对MPA教育的支持和学习时间、经费的保证，中组部也下文组织和推荐局级干部为主体的生源。

　　但政策并非MPA遭遇尴尬的唯一原因，体制、环境等因素都是尴尬的原因，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些就需要合力来解决，既有MPA教育院校的责任，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努力。”薛澜告诉《决策》，这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MPA不是万用灵药，不是一拿到MPA就变成神仙了，这是不可能的。”中山大学教授夏书章告诉《决策》记者，“把MPA看得神乎其神，拿到MPA以后中国马上就变成发达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MPA还需要什么

　　2006年1月1日，新《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其再次指明了一个方向：公务员的专业化。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将中国公务员分为四代，第一代多来源于工农人员，第二代多来源于专业技术人员，第三代多来源于经济管理人员，而第四代将是学公共管理的专业化公务员。

　　显然，MPA将成为专业化公务员的组成之一。这仅是远景，不能强求，但却可以追问要实现远景，MPA还需要什么？

　　当陈晓剑在接受采访时，他强调“双证的问题我不回答，我的观点会引起很多人不满，甚至被骂。”在一再追问下，他向《决策》记者分析道，双证问题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其实最后全是为组织部考核提拔干部准备的。”

　　一语中的。双证一方面影响着大多数MPA人发挥自身能力，但也的确是因为阻碍着一部分人升迁才被他们一炒再炒。这背后则是“官本位”的思想。

　　计划经济时期，权力高度集中，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一般都由政府说了算，因此，政府官员给人最鲜明的印象是“权力”，官员是权力的化身。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对政府机关的向往、对官员的尊重乃至奉迎，一般均冲着权力而来，而MPA也难免成为一小部分人解决学历、追逐权力的工具。如此，则MPA将离专业化公务员这一远景越来越远。

　　“易中天讲萝卜讲得非常好，”陈晓剑笑着告诉《决策》，“他讲萝卜有三大好处，第一、所有萝卜都是草根，第二、所有萝卜都是健康的，第三、萝卜怎么吃都可以。我们的MPA就是要培养萝卜、培养草根。”

　　专业化公务员，MPA还需要什么？那就是需要坚持，坚持它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