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

　　犹记始于去年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辩论，郎咸平指出在目前法制框架不完善的条件下，私有化国企难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政府重新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并且叫停了大型国企的改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郎看到了正确的问题，但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即增加政府权利来干预企业的微观行动，而不是通过完善法律框架来进行监管。尽管这可能是郎认为在当下最可取的“权宜之计”，但长期看很可能得不偿失。以此为契机展开的对中国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也凸显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私有化何处为界？

　　这也正是魏伯乐等人呈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主题。罗马俱乐部以《增长的极限》表达对经济增长可能耗尽潜在资源的担心而闻名于世，其一贯的姿态是在热浪中保持清醒，尽管《增长的极限》由于没有考虑技术变迁而被多数经济学家诟病。在这一轮全球私有化浪潮中，罗马俱乐部适时又浇一盆冷水，这就是《私有化的局限》。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私有化案例层出不穷，而魏伯乐等的研究几乎涵盖了通常认为该由政府来供给的所有公共资源。这些私有化的案例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魏伯乐开门见山：谨防极端！因为案例研究显示私有化提高效率降低价格的成功案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这一事实表明，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而一味鼓吹私有化的极端行为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信仰，而不是依靠实证结果来修正自己的理念。

　　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私有化能否一概而论，并且作为未开始的私有化的样本呢？本书认为这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极端，在公有私有两分的观点下，往往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是两者并存，并且依靠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有效保护各种产权，并使产权在透明的规则下发挥效率。这一解释摒弃了公私极端，也在最小管制(最小政府)到最强管制(政府包办一切)之间提供了无数连续状态。因为真实世界远比理论要复杂。

　　一般支持私有化的观点会认为将产权交给个人不仅可以避免官僚腐败，也能够增进个人选择的效率，激励创新。但实际上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监管，少数人就可以强买无权势者的资产，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并且带来大量的社会成本，而这个成本可能要高于私有化带来的收益。当然政府与企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所以应该抛弃有害的二元论，魏伯乐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市民社会”，并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而从一个更宽泛的理论框架来看，实际上《私有化的局限》在处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依然可以商榷。除了协调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出平衡，以及发展第三部门之外，从经济学一以贯之的逻辑而言，允许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良性竞争，仍然是有效的方式。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会获得优势，但对私人部门而言，这种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好处可能不在于提供了多少选择，而在于私有化给了选择。简单而言，私有化未必达到最优结果，也未必提供最佳选择，但私有化却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受限制的选择依然要优于没有选择，这才是私有化对于自由选择最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的时候，反思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私有化的成败得失，也应当注意谨防极端。私有化在没有约束的情形下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困境。《私有化的局限》一书尽管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案例，但每一个案例中体现的思想都值得中国重视。远观他者，以为借鉴，回顾近30年的中国改革，恐怕依然要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