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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小民
春节一过，人才招聘会又活跃起来。在各个人才市场上，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主体是应届大学毕业生。今年又有几百万大学生涌向市场，尽管起点工资降到和民工一个价，仍然一职难求。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反思一下，高校扩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高校应不应该扩招取决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这些年来，我国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但由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达之后可以普及大学教育，如欧美发达国家一样。但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大学仍然属于精英教育，能上大学的是少数人。这首先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普及教育比大学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重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依靠的不是普及的大学教育，而是普及的基础教育。这些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成人识字率(有基本读写能力的小学教育)已达70%以上。这种普及教育的水平使工业发展有了充分的后备军，也使农村人口能较为顺利地转变为产业工人。经济学家证明了，在这个时期，普及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远远高于大学教育。
发展哪一种类型的教育是一个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在我国能用于教育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于最迫切的方面。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国家，是无法建成共产主义的。但没有一位革命导师讲过，没有普及的大学教育，建不成共产主义。我们的教育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主要不是依靠大学教育，而依靠普及教育。现实的状况是，大学教育超速发展，号称要成为世界名牌大学者，可以得到十几亿元的政府财政支持，而广大的中小学，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极为落后。发展基础教育不仅要增加教育支出，还要改变配置格局。大学超速发展挤占了基础教育经费，显然是资源配置失误。
教育资源配置的另一个标准是市场需求。如果大学毕业生都找到可以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工作，说明大学扩招并不错。但现实的情况是，市场需要的不是大学生，而是技术工人。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中专、技校毕业的学生相当抢手。其实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这种现象。曾获诺奖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注意到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技术工人最受欢迎，但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不仅找不到工作，还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早在50多年前就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把更多教育资源用于普及教育。这种真知灼见至今也没有过时。
大学扩招还引起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在扩招的同时实行“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办成和造汽车、开饭店一样的赚钱行业。这种产业化的结果是大学(甚至包括中小学)收费急剧增加。现在高校的学费普遍上升到5000元左右，再加上其他支出，一个大学生一年支出在1万元以上。这样高的支出不仅农民承担不起，连城里的中等收入家庭也难以承受。教育费用增加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和谐社会是极为不利的。
二是大学的规模、招生数量在迅速扩大，但教育水平却在下降。许多大学的教师都感叹，如今教师不如过去那样认真教，学生也不如过去那样刻苦学。与扩招前比，大学从1071所增加到1731所，且都把“学院”改为“大学”，教师也翻了一番，但这种高校的“大跃进”却是以教师和教学质量下降为代价的。在任何事业上，“大跃进”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的大学是从1998年开始扩招的，到现在已经8年了。实践已经对扩招的结果作出了回答。应该说，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在这个时候，有必要认真总结大学扩招的经验与教训，并且果断地作出调整。大学教育应该为建立和谐社会服务。这也是我们调整大学教育的指导方针。
(作者系清华大学EMBA项目特聘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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