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吃馅饼应警惕风险
中国的“碳”稍不留神就被贱卖
碳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为何国家发改委要出台最低指导价额？因为中国的“碳”被贱卖了。张汉文指出：“2006年前签的协议都是8欧元以下，这两年大概10欧元左右，其他企业也差不多，远远低于2008年至2012年12月交货的CERs期货合约价格15～17欧元。”这意味着签订固定价格购买协议的中国业主无法享受碳国际价格走高带来的高收益。
业内人士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应鼓励国内机构投资者参与CDM市场，加快二氧化碳排放权衍生产品的金融创新、开展碳金融服务。机构投资者应做市CDM、集合大规模收购CERs，然后进入欧洲气候交易所等进行二级CERs交易的场所建立交易头寸获利。
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张汉文表示：“如果中国想要获得更多利润，必须配备完备活跃的交易市场，目前连这方面的金融高手还没有，大环境决定了中国企业只能做一手交易。”
正当大家为中国的“卖炭翁”感慨时，金融危机来了。金融危机改变了欧洲市场对减排量的需求。欧洲消费下降，使它的整个能耗下降，产生的排放量也会下降。最后导致对减排量的需求减小。需求减小影响碳交易的价格。CERs的价格去年春天二三月份达到最低，只有7欧元左右。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CERs最高的历史价格曾达到25欧元。
虽然国内的一些业主与买家签订固定价格的购买协议，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西方国家的买方可能拒绝履行合同。
西克说：“行业中曾出现过买家不履行合同的案例，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因为国际的买方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波动。CDM项目的周期这么长，一般不会因为几个月的波动就马上作出行动，他们一般会选者观察一段时间再作决定。虽然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不大，但是风险肯定存在。”
对于已经注册成功的项目的业主，除了买方违约的风险，受益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因为减排量是和企业的营业情况分不开的。“比如一个钢铁厂或水泥厂，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减少了生产，减排量也相应减少。从CDM项目上获得的受益也会减少。
今年CDM行业将进一步洗牌
CDM源于《京都议定书》。其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在2012年前的量化减排指标，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的承诺期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但是2012年之后该如何减排？此次哥本哈根峰会并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也没有确定减排的安排。曾被寄予厚望的哥根本哈根峰会跟“失望”一词紧紧联系在一起。
西克是失望者之一，不过他对哥本哈根峰会的评价显得颇为客气：“它没带来太大的变化。它依然存在2012年后的不确定性。”
此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未来市场规模可达到2000亿甚至2500亿美元。现在看来，这个预测显得过于乐观。
“碳市场与其他市场不一样，它是一个完全由国际政策制造出的市场。现在我们感到有高度的政策不确定性，这种风险将限制实际的投资行动。”碳市场与投资者协会主席阿比德？卡马利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如此表示。
参加了哥本哈根峰会的张汉文则是“乐观派”。“虽然会议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但每个国家、政府及领导人都必须负责任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用四句话概括了将影响2010年CDM行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一是金融危机可能探底且经济开始复苏；二是后京都继续谈判并日渐利好；三是碳市场小幅度调整并出现新机遇；四是CDM行业进一步洗牌并强者更强。”
中国仍有不小的潜力
作为碳交易市场的参与者，西克还是努力从这次会议中发现一些乐观的因素，“哥本哈根会议依然给我们带来一些信号。首先，它重新确认将来继续保持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暖的问题。其次，有一些现在不能开发的领域，将来能够被开发。例如林业项目。这个中国的潜力应该也不小。”
另外，针对CDM项目的申请过程存在的诸多风险，目前有一种新趋势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规划项目。即用一个抽象的方案加上一个例子，对这个方案进行审定；一旦方案获得通过，具体的项目可以放在这个抽象的方案包里面。这样，一个项目产生的费用和需要的时间就小很多，能减少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这是一个比较有前途的新的趋势。我们希望这种解决方案能够尽快的应用并在中国推动。”西克说。
不过，这些只是技术上的改进，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所以，挽救碳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在了自愿减排机制上。正如西克所说：“如果政府在行动上不方便，那我们就自己行动。”
“我们是私营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比较小。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们手上的100多个项目尽快地通过注册，减排量能顺利的签发，然后能顺利地交易这笔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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