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0日-31日，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在10周年华诞之际，将发起和举办“两岸五地管理学院发展暨华商管理论坛”，成立两岸五地管理学院联盟并通过华商管理论坛暨南宣言，为世界华商管理教育创建广阔的交流与合作空间。

　　2008年10月14日，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从东教授接受北京市五洲在线广告有限公司总裁曹章武的专访,围绕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实践、两岸五地管理学院的合作机制、全球经济动荡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背景下的企业与管理学院发展战略等话题展开精彩对话，以下为访谈实录：

　　曹章武：李院长您好！在这几年实际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学院当初的定位以及华侨的参与是不是按照当时预想的那样，真正发挥作用和价值？

　　李从东：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以外，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一个东西，就是引进境外文化上先进的东西，思想上先进的东西。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港资企业，台资企业，侨资企业,这些企业的企业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起了非常重要的沟通和文化传播作用。

　　我们非常注重吸收华侨华人企业家和高管进入我们的办学过程中，我们也做了文化上的交流和引进。这种引进对于我们管理模式变革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现在去看很多中小企业，他们的运作理念不知不觉打着台资企业的烙印，而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太多受了港资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中也有很多受到海外华人华侨办企业的理念以及经商理念的影响，这些东西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现在的办学价值，我们采取策略的价值。

　　曹章武：国内商学院在办学的过程当中会提到国际化，而我们的华商企业，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地区的这些企业，可以说是半国际化。您觉得这样的定位是不是比纯粹讲国际化的商学院更实用一些？

　　李从东：首先我要说明，我不反对国际化，我也是国际化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但我认为的国际化和有些管理学院的国际化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本土化是国际化的基础，民族化是最大的国际化。我们如果不能解决本国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不能解决本民族企业的文化传播问题，那我们讲国际化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有些管理学院热衷于建设表面形式的国际化，热衷于认证，我认为这些规则、规范、标准对提升办学水平有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要有自己的目标。不是完全跟着人家走，自己必须清楚要培养什么人?用什么东西去培养这些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在各种媒体上提过这样的观点，橘树在南国是橘树，到了淮北就不是橘树。管理教育特别要讲因地制宜，除了讲因时制宜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因地制宜。

　　有人说管理教育里面也有真理，这些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其他国家的实践已经检验证明那个东西可以行得通,是有效的。我要补充一句话，他的实践检验未必符合我的实践要求，管理教育是最讲究情境化的。我们的情境截然不同，文化环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管理体制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阶段不同，忽略这么多的不同，单纯讲经过了实践检验，到我们这里不一定行得通。

　　曹章武：您的思想非常求真务实。按照学校和学院所制定的发展战略，您认为目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离您理想中的标准，还存在怎样的差距？

　　李从东：差距不小。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有非常好的历史沉淀和积累，我们有一套经过自己实践摸索出来的办学道路，现在也寻找到自己办学的核心理念，我们在对核心理念的挖掘上，对目标的解析上，对相配套的师资，对相应的思想和知识的准备上，都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做的事情。我在2005年EMBA教学评估中曾经讲了这么一段话:不要急于求成。我们或许要用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来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华商管理的教育基地。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致力于成为具有中华标志的管理教育的品牌。靠着这样的品牌，我们能够影响到整个管理教育大的格局，这有可能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看不到，但我必须要把它想到，如果我不去想，可能30年以后我们仍然看不到。

　　曹章武：从管理学院的发展来讲，师资、案例是软件，学校所在地的经济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都有影响。您觉得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什么因素是对学院起决定性的因素？

　　李从东：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现在我们有一个很辉煌的大楼，很多从国外来的教授，到其它学院访问之后认为,我们在硬件上可能不比他们差，有的教授甚至说，我们的条件比他们还好，我认为硬件不是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软的东西。

　　我们的管理者的理念，作为学校领导，学院领导，管理者的办学理念是不是符合我们办学发展的规律？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所制定的办学目标的要求？我们的师资队伍的素质能不能跟得上办学目标的要求，全体教职工团队对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我们办学目标的认同程度有多高？这些东西是决定差距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我认为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做，案例我们可以做，教材我们可以写，所有的积累我们都可以从头开始积累。只有一件事，任何人都帮不到我们，就是提高我们自己，这只能靠我们自己。

　　曹章武：我们在对很多商学院进行访问的过程中，所有的院长和教授都意识到师资是未来商学院发展的核心资源，大家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师资的建设需要时间和体制。在您可以掌握的职业生涯当中，对建立师资团队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李从东：我们现在是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师资队伍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影响因素比较多，有些因素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我们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去施加影响。

　　首先就是给他们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国内外学习的机会，校内外学习的机会，这种学习不仅仅有引进来，走出去，也有多学科之间的交融。

　　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注重充分发挥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我曾经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国内的中欧、长江在商学教育方面办得非常好，他们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们也有我们的好处，在一个大学里存在着很多别的学科，这些学科客观上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现在在MBA、EMBA、EDP、MPAcc等这些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办学项目中，请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老师来上课，我们的医学院、文学院、经济学院，甚至信息技术学院，我们的理工学院都有教师到管理学院来任教，这不仅仅是充分利用大学的平台，挖掘大学的资源，我认为对管理学院的教师来说，也是一个好事。他们可以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才能发现学科和学科在结合的过程中，在边缘的地带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新知识就是这样产生的。

　　曹章武：您说的观点我非常认同，管理人员对知识的渴望和渴求，不仅仅是管理方面，应该是综合方面的，别的商学院也有专门请老师讲国学，讲佛学，甚至讲《易经》，讲艺术欣赏，讲个人情操，讲艺术品收藏等等。您刚才讲你们跟长江和中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充分利用别的学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跟管理又是相通的，文化和管理不是绝对有分界线。

　　我们按照这样的尝试，得到广大学员的认可，在今后办学的过程当中，您如何推动跨学科之间的教育？

　　李从东：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正在做，您知道暨南大学还有一个学院在学科上也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新闻传播学院，我们现在和新闻传播学院正在探讨怎么把新闻传播和管理相结合。

　　我们在美国的合作伙伴西北大学有一个系，叫整合市场营销系。最近国内出了很多的危机事件，在危机事件发生了以后，怎么借用媒体，媒体需要怎么积极地参与来使社会大众尽可能多的，尽可能早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掌握这个势态？通过这样来实现政府和企业的一些管理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和医药学院的院长也在谈，我们想做一个医药管理课程。在药品安全方面我们缺乏一个管理体系，而医药学院自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管理学院自身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管理学院和医药学院合作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探讨是不是在本科学位的基础上，我们再开第二学位，让管理学院和医药学院的学生做一个融合和叠加，让知识变成复合型的知识，类似的努力我们现在都在做。

　　曹章武：这个概念非常好。也有很多商学院提出这种学院间的融合，你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在我所接触的学院当中，您是最早把这个思想投入到实践当中的学院之一。除了这些以外,学院还有哪些新的创新思维和思路来丰富我们的学科和课程？现在有电信类的EMBA班，EDP班，还有专门讲医药，物流，房地产等等,在那些专业领域暨大是不是也有所考虑？

　　李从东：我们的办学大致是有两套体制，一套体制我们是按照学科自身的规律分专业来办学。另一方面是积极地去分析评价社会市场对我们管理教育新的需求，当新的需求出现的时候，我们的MBA、EMBA、EDP等等这些部门，会立即跟进，会主动去寻找这些需求，然后主动地来设计课程，应对这种需求。

　　在EDP方面可以说做得最灵活，能够最先感知市场需求的变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调整起来相对比较容易。EMBA在灵活程度上比EDP稍差一点，但也能够在大约一年到一年半的周期做出调整。如果反映在本科教育上就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周期。

　　我们按照这样的办学特征，按照这样的办学规律，在循序渐进做这件事情。既不能不考虑市场的需求，也不能只迎合需求，而不考虑自己的办学要求。我们要两者兼顾。

　　曹章武：在我们的交流中，您把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很多学校也很注重学校的人文传播，您跟别的学院有广泛的合作，在今后的治学中，人文的教育会有哪些举措？

　　李从东：马克思曾经说，我们最理想的一种模式是人要变成一个全面的人。我理解这个所谓全面的人，就是既有符合职能、职位或者职务的知识、技术和技能，也有他作为一个社会人，参与社会方方面面所需要的道德情操、文化修养，还有其他一些方方面面的东西。

　　大学的教育，不管是本科的教育，还是专业学位的教育，一方面要通过知识的传播给学生树立这样的理念，你是一个社会的人,要具有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改变社会的责任和能力以及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各种活动和实践变成教育的一部分，让自己本身成为社会的人。我们现在总体上是朝这个方向在做，是不是能做得很好，还有待实践检验，至少在社会责任感这方面，我认为我们的学生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曹章武：您说得特别好，最近出现了三鹿奶粉事件，导致整个中国的乳品行业出现崩盘的危机感。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怎么去强调道德素质，怎么去强调企业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目前正在经受着信任的危机，食品安全,药品安全，更多的生活用品方面的安全，这些东西正在考验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在考验国人今后的社会责任。您认为今后的企业家应该有怎样的社会责任观？

　　李从东：这个事情我们要客观地看，我们对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教育必须加强。三鹿奶粉事件，毒玩具事件，毒饲料事件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有所警醒，我们不但会输掉中国制造这个品牌，而且会输掉我们作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所有荣誉感和信任感。

　　2008北京奥运会在提升我们的国家品牌，传播品牌，提升软实力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引导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评价有正面的发展。而三鹿奶粉等这些事件，会让我们有负面的发展，一定要重视对社会责任感的宣传和教育。但反过来对这个事情也不要太觉得不得了，在50年代日本也出过毒奶粉事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出现这样的事情也是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要客观地、全面地、正确地去评价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有这几个事情必须要做：从社会舆论，从政府导向上，我们不仅仅要讲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要讲全社会的社会责任，讲每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里面也包括了政府相关部门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包括了部分奶农的作为社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包括接触到这个事情的其他方面的人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个东西是全社会的责任感，而在这个方面管理学院具有重要的教育责任。

　　曹章武：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将举办第二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其中谈的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商学院的社会责任，其中有一个环节就讲，作为一个全球型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相信现在我们谈社会责任应该有更深的感触。这次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也是华尔街那些经济学家，那些投行高管他们的社会责任缺失所造成的，这涉及到金融产品，可以无限去衍生，最后变成金融危机，我觉得社会责任今后还会持续探讨下去，这也是商学院在整个教学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今年在您的倡导下，10月底即将召开“两岸五地管理学院发展暨华商管理论坛”，您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要举办这次区域性的院长论坛？您希望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

　　李从东：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作“开启华商智慧，传播华商文化”。要做这样一件事情靠暨南大学一个学校是做不到的，也不可能做到，我们必须有更多的管理学院来参与。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我认为海峡对岸的台湾的管理学院的发展，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台商的一些管理模式，一些管理理念，一些管理文化值得我们去学习。还有港商他们在内地办企业的过程中，不自觉有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的传播，我们怎么动用我们的力量来挖掘这个区域的资源,共同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当初主要是这样一种考虑。

　　广东和福建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两个侨乡，广东、福建和港澳台之间进行对话和对接应该说最具有共同语言，最具有感情上的亲和力，我们就是港澳台加上广东福建，海峡两岸五地，我们共同来做这件事。我们在和我们的兄弟学校、姐妹学校进行沟通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管理学院院长的支持，他们在理念上很认同我的这种想法。这样的情形让我更有信心来做这件事。

　　从我们接到的反馈情况来看，台湾很多的管理学院院长很踊跃来参加这个会，福建的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都很踊跃要来参加这个盛会。广东省内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汕头大学以及广东省的其他大学的管理学院院长都很踊跃。

　　我们的论坛打算分成三个环节。一个环节是广东省高校的管理学院院长的论坛，我们在这个论坛上首先要回顾改革开放30年给广东省的管理学院、管理教育带来的变化，大家先来温故，然后再知新。下一步讨论广东省的管理学院怎么来加强合作？建立怎样的合作机制？让大家在合作中各有所得，各补所短，共同发展，多方共赢。

　　第二个环节是华商管理论坛。在华商管理论坛上，我们要请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大师来讨论华商管理的精髓是什么？精神实质是什么？现在的华商和历史华商之间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是什么？华商品牌在帮助中国品牌走向国际化的过程当中，怎么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两岸五地管理学院怎么来协同和协作以及发展？我们有这三个部分，核心的会议是两天。

　　曹章武：我相信这样的论坛会促进两岸五地商学院之间的认识和了解，未来会产生更多的合作。暨南大学在以后有可能的合作当中都做好了哪些准备？

　　李从东：我们现在能做的有这么几个事情，一是大家首先要研究共同面对的问题，找到两岸五地的管理学院共同的利益关注点。现在大家都知道全球经济形势不太好，经济形势动荡。那么在全球经济形势动荡的情况下，港澳台和内地企业面临着相同的经营管理问题。我们作为管理学院怎么去应对全球经济动荡，我们的华商企业怎么去面对这种挑战，这种机遇，管理学院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第二，我们需要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阶段基本过去了，以这次经济动荡作为一个转折点，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倡导产业转移，产业转型。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意味着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就是后30年，第二阶段的30年会和第一阶段有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以中国改革开放作为背景，两岸五地管理学院怎么来应对转型、转轨、转移、转变条件下的管理交流，管理教育也存在一个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第三就是在共同的汉语文化、华语文化、中华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和西方学校交流至少还存在语言的障碍，存在风土人情、观念上、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两岸五地没有这样的差异，差异很小，在沟通上语言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两岸五地怎么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合作？扩大我们的合作？我们要有具体的想法，在这次论坛上我提出一个设想，我们通过一个宣言，宣言要经过我们参与的管理学院院长的认同，在宣言的框架下，比如师资怎么进行相互之间的访问和进修，学生怎么进行交换？我们的生源怎么进行共享？重要的教学设施上我们怎么实现分享？我们大致有一个合作框架，大家先认可这个合作框架，然后通过下一步更具体的工作，把这个合作的框架一条一条地细化。

　　曹章武：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应该是资源最大化的共享。在具体的教学项目过程中，你们是不是有一定的希望，比如共同开设一个两岸的EMBA项目，或者EDP的项目，来真正促进企业间的交流，让学员感受不同区域的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来给大家创造一些新的合作机会？

　　李从东：这方面的设想我们是有的。从暨南大学自身来讲，我们在新加坡的MBA班马上要开班，这是专门为新加坡华人华商办的。在两岸五地的合作上，我们和台湾的中央大学一直在探讨EMBA的合作模式，比如能不能共建一个课堂，让你的学生和我的学生，大家坐在一个课堂，听一个老师讲课，我们能不能共同去考察一个企业？台湾的企业家可以来考察我们珠三角的企业，我们的EMBA可以不仅仅去考察大陆的台资企业，甚至可以考察岛内办得好的企业，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目前从技术上不存在障碍。

　　曹章武：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中国的经济要转型，要转变，结构肯定要发生一些变化。您觉得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在转变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都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样的机遇？

　　李从东：改革开放30年，我们处在积累阶段，在积累阶段我们为了发展经济，曾经有一个提法叫“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但是按照我们现在中央的提法，我们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和谐的发展，这样的话我们有可能需要在白猫和黑猫之间做出选择，什么样的猫能够给我们做最大的贡献，能给我们带来最小的负面影响，给环境自然带来最小的破坏，我们要选择这样的猫。

　　和学院的发展一样，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方面我们可能要让这个枝子长得再快一些，有些方面可能要减枝，这样的话这个树才可能挂果，才可能挂一个好果。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和营销大师舒尔茨教授等知名的教授做过讨论。拿我们国内的企业来说，商学院的办学理念和企业的经营理念，一脉相承的都是一个道理。

　　我们拿三个企业来做例子，我们有海尔，有联想，有腾讯。海尔现在在美国是投入大量的资金做广告，做宣传，去造势，去做品牌传播。有没有效果？有效果。美国的很多经销商，很多的消费者，都已经知道有海尔这个品牌。但是这样做我们需要两个条件去支撑，一个条件就是海尔继续大量地投入资金，去巩固他的品牌传播，另外一方面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的积累，您这个品牌也是靠不住的，而且就算您这两条都做了，那么充其量您也是和西门子，和三星，和LG一样，是属于我们叫作二线品牌，仍然不是一线品牌。要想做到一线品牌，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些二线品牌在不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变成一线品牌。

　　海尔走的是一条跟随策略，美国很多我们现在知道的，耳熟能详的很多品牌，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联想采取另外一个策略，联想这个策略是，我自己知名度不高，那么我嫁接一个知名度高的，把IBM的PC事业部整个收购，借着IBM的影响力来实现他的品牌传播。这个东西也有很多挑战，比如说文化上的整合、品牌形象在接手之后如何继续传播等问题。

　　第三个就是腾讯，腾讯走了一条和海尔、联想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这也是我们暨南大学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不是在已经很拥挤的天空中来寻找自己的空间，而是要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我相信腾讯照着现在的这种发展态势，将来一定是和微软、雅虎齐名的企业。

　　中国企业要想着创新，不是只想着怎么在技术、方法方面去创新，更多我们要考虑的是在战略上怎么去创新，在目标定位上怎么去创新。如果仅仅满足于从一个小的OEM商变成一个中等的OEM商，变成一个大的OEM商，那么您永远是一个OEM商。

　　例如沃尔玛今年跟你签单，你有巨大发展。沃尔玛明年不给你签单，你的厂房、设备、设施、工人通通都要找出路，你就受制约于给你定单的那个企业。

　　我想我们中国企业要从这样的经济动荡中悟出一点东西来，不是简单说我们现在做什么工作，赚一点钱，或者简单地把工厂从东莞搬到内地，从内地再搬到什么地方，做这样的动作和我们现在大的转变背景是不相吻合的。

　　曹章武：现在不少企业提出准备过冬。您能不能帮我们解读一下，到底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要求企业准备过冬？

　　李从东：从2001年任正非在华为首先提出来华为的冬天，到马云在前不久给他自己的员工提出来准备过冬，到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过冬。我想主要的含义有这么几个：

　　第一，我们现在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和全球经济联系得非常密切，我们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国际经济环境动荡不可能不波及到我们，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美国的需求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外贸出口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事实上现在数字已经显示出来我们的出口正在下降，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资金可能更加谨慎，不管发生没发生资金短缺，资金本身出了问题。资金的投入会更加地谨慎，金融产业在向外投资的过程当中会很谨慎，这样的话就给那些缺少资金的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现在企业几乎都离不开金融产业的支持和配合，如果金融产业处在自身难保、自身比较紧张、非常小心过日子的时候，其他产业的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这些因素导致需求不振，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金融环境恶劣，这些都构成了企业外在的生存条件、发展条件恶化的大局面，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称它为冬天。

　　曹章武：对于东南沿海一带，珠三角一带的企业，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一些加工贸易的企业，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处在整个珠三角的腹地，这边有大量的企业家都是做OEM的，目前出口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您觉得接下来应该在哪方面注意一些？

　　李从东：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类来说。

　　有一些企业在这样的经济动荡环境中支撑不下去，关门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是优胜劣汰的选择。有些血汗工厂，对环境源破坏程度比较大的一些企业，让它关门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大多数人、大多数企业的利益，这种关闭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他们关了我们日子可能过得更好。

　　另外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可能属于另外一类，他们的企业对于社会来说仍然是有益的，有价值的。在这样一个转型、转轨要求下，在经济动荡的外在环境下，就给他们一次调整的机遇。以前天天忙着加班加点赶定单，没有时间来考虑怎么调整，现在步子可以慢下来了，甚至停下来了，有时间去考虑怎么转型。对于这部分企业来说这是一次重生的机遇，坏事未必是坏事，可能变成一件好事。经过调整可能今后能发展得更好。

　　还有一部分企业，即使仍然按照过去的生产模式去做，也不是死路一条。我最近看了一些报道，我们上一届广交会，有很多服装、鞋业、箱包这些企业生意都非常不好，而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浙江温州的一些服装企业反而是超速发展，这个东西要引起注意。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也还是可以找到生存机会，可以找到发展机会，从外界环境来讲，也不要一味地把外界环境想得那么糟糕，虽然是冬天，冬天也还有阳光。

　　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有一个策略上的提法，我们要发展内需，特别是发展内需中的消费需求。发展内需在上一个时代，上一个年代，也曾经用过，但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发展公共资源的建设，公共平台的建设，比如说兴建铁路，兴建公路，兴建码头，兴建港口，靠这些公共工程的内需来拉动经济不要往下走，我们成功地应对了上一次的金融危机。这一次我们提法上有改变，是通过扩大我们的消费需求来让我们的经济不要变缓。原来这些严重依赖外贸,严重依赖出口的企业，可以转过头来应付内需。

　　过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质量好的商品，样式好的商品，功能好的商品，我们自己人看不着，使用不了，现在正好有机会让国人体验一下，体会改革开放的成果，把这些好东西留在国内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同样都是在促进经济发展。

　　曹章武：在全球经济动荡过程当中国家提出新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包括中国农村改革，会给未来很多企业家提供新的机会。这个时候也给商学院更好的机会，可以利用自己在管理领域的资源优势，比如浙江地区为什么服装企业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勃勃生机，广东一带的服装企业出现关门的状况，怎么样在这些一好一坏的过程当中，把一些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

　　李从东：每一次的经济调整，都有利有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对人才的需求特别旺盛，对于管理学院的教育提出巨大的需求，这是好事。经济调整的时候很多人转到学校里学知识，充电加油，对我们来说同样是机遇。我们通过华人社会，华商社会，华商管理集群的协作配合来找到应对机遇和挑战的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握这样的企业调整机会，在企业调整的间歇期，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起来。

　　曹章武：最近很多信息说广东很多做出口贸易的企业家，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更恶劣。管理学院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解决大家的心理障碍问题，不要急，也不要对自己丧失信心，我相信这些人也不至于说今后什么事都不干了，他们肯定会重整旗鼓来做事情。除了要树立信心，也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方向，在这方面管理学院是不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李从东：事实上管理学院在这方面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大学有生产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三大功能。我们在服务社会这方面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现在实际上是培训带出服务，通过给MBA、EMBA、EDP上课，通过教学我们引导出很多企业家的需求，我们现在很多科研项目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企业家已经对我们提出了需求，我们现在很多老师，教授已经参与到为企业支招的过程中，为企业做咨询的过程当中，这个工作已经在做。

　　曹章武：最近国内大部分的媒体一方面是在关注过去30年，我们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大家更愿意听到未来的30年，中国的经济是朝一个什么方向去发展？中国企业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国民生活有什么样的提升？大家有很高的期望，中国未来30年，除了国家提倡的继续加强改革开放，基于您对目前中国经济体制的了解，您觉得今后可以看到哪些好的方面？

　　李从东：从十七届三中全会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征兆非常积极。一方面是讲产业的转移、转型、转变，另外一方面是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的沟和墙现在有可能要变成平的。整个社会形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企业家应该未雨绸缪，应该从战略的高度早一点进入决策，来积极进行思考。

　　管理学院也要瞄准这样一个趋势，为未来的30年，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好脉，我们把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找出来，然后提供给这些有需求的管理教育的消费者，这是我们所有管理教育从事者共同的使命。

　　曹章武：过去30年，中国涌现出非常多的成功企业家，也许靠机遇，也许靠关系，也可能靠背景。我认为未来的企业竞争是靠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我相信管理学院在其中应该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您对未来管理学院的发展，以及跟企业之间的互动，有什么样的预计和展望？

　　李从东：我对这个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机会可能比过去30年更多，需求的层级可能会更高，我们和市场、和社会结合的程度会更密切。另一个方面也推动管理学院办学模式的转变，推动我们大学管理体制的转变，这些转变现在还不可预测出在什么时点发生，但这些方面的转变对于管理教育来说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会极大的解放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生产力。

　　试想一下只是在管理体制上做出改变的话，管理教育的市场潜力我估计再增加一倍都没问题。

　　曹章武：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借助学院的十周年庆典，我们也祝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越办越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