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0日-31日，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在10周年华诞之际，将发起和举办“两岸五地管理学院发展暨华商管理论坛”，成立两岸五地管理学院联盟并通过华商管理论坛暨南宣言，为世界华商管理教育创建广阔的交流与合作空间。

　　2008年10月14日，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熊剑教授接受北京市五洲在线广告有限公司总裁曹章武的专访,围绕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展望、华商管理教育、金融危机的挑战和机遇等话题展开精彩对话，以下为访谈实录：

　　 曹章武：熊教授您好！作为学院的副院长，请您对暨大管理学院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过去十年都有哪些成就？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

　　熊剑：暨大管理学院成立于1998年，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在管理学院。暨大管理学院这十年发展非常迅速，但是放在全国来看我们没有优势。我们抱着追赶的心态来建一个学院，非常重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成功实际上是管理学院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强势的学科铺垫，管理学院发展下去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没有前途的。

　　我们经历了三任院长，他们都很注重抓这个。现在我们形成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两大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全国就有了地位，到今天学校认为我们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我们很清楚的意识到在全国还没有这个特别的实力。

　　我们的特色体现哪里？我们的商科不仅仅是体现在从商，还体现在我们是华人学校商科的理念。华人商科跟我们办校的宗旨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港澳台，世界很多地方的华商都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现在培养的研究生，包括博士，很多都是港澳台的，当然也有很多国内的，在本科教学方面，我们也有优势，确确实实有特点。

　　在广东能说优势，但是在全国我们从来没这么说，我们的特征就是叫广东省的名牌专业，每一个专业都是深受海内外学者追寻的专业，比如会计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在港澳台都非常受欢迎。

　　全国培养的港澳台学生，我们是最多的，这是一个所谓的侨校特色。我们把这个特色跟整个中华文化的发扬和继承联系起来进行培养，我们现在学生遍布全世界，我们对办校的宗旨也一如既往地继承，这就形成我们的特色。这个特色也鞭笞着全体管理学院的教师必须在自己原来所具有的文化基础上，去拓展适合华商文化传承与教育的知识。我们在教学上总是比其他高校会多一部分任务，除了要做本来的教学，还要做适合华商文化传播的教学，这就形成我们的优势。

　　 曹章武：您觉得过去的十年对于暨南大学，对于暨大管理学院来讲，我们都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熊剑：刚刚我提到我们的成就，从没有强势学科的情况，我们取得了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一个是工商管理，一个是管理科学与工程。我们比较早，大概在1989年就拿到了国家级，当时是产业经济现代管理学院，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拿到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2003年底广东省成立第一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我们也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企业管理基地，2005年我们拿到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每年都有很多捷报传来，每年都有重点学科，名牌专业，学科点的突破。除此之外我们的本科教学在广东省也是独树一帜。

　　 最近教育部批了特色专业，这是现在国家要求的质量工程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管理学院有11个专业方向，拿的是工商管理内的特色专业，这在全国也是首批的。在工商管理下附设的很多个专业都是特色专业，这一点将来对我们的学科继续发展铺垫了很好的基础。

　　 除了学科建设，我们的文化体育活动也非常有特色。我们管理学院的学生很活跃，管理学院学生组织的歌舞大赛，除了拿到广东省第一名，我们还把他引到了中南海，引到人民大会堂，在全国拿到了金奖。我们全部的学生都非常高兴，演出很多都是海外的学生，他们觉得很有成就，为我们争了光。确确实实他们把对海外文化的理解，加上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达到融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除了教学、科研以外，文化体育，学生和教授的文化体育都很好。管理学院很活跃。

　　管理学院每年都有好事，也有压力。现在我们首先是要继承暨南大学的办学宗旨，我们做什么事总是要做得最好才行，稍微做的不是最好，好像都辜负了谁，所以老师们觉得工作压力挺大。

　　 曹章武：您既是教授也是学院的管理者之一，过去的十年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熊剑：过去十年我们跟学校的建设是同步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教学、科研要相互促进，如果一个学校不搞科研，那么教学水平就高不了，教学水平高不了的话，所谓的学生建设也上不来，我们现在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教学理念，形成自己有特色的教学内容和理念，必须做研究和学习。

　　这几年管理学院的老师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他们也很辛苦，没有周末，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做研究，老师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很多的精力投入到正规的教学研究中来，推动学术的发展。所以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作为一个好老师要有师德，这个师德体现在认真教学，认真做研究，将研究的中心负责任地转到教学中来，让学生体会到我在哪一个方面有特点。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晚会的过程中一个学生找到我，他即将要读研究生。他认为暨大会计强，为什么说强？到中大，到华南理工大学读，也差不多，你们强在什么地方？我当时觉得这个学生讲得好，所以我立即从事改革教学体系，让所有做了研究的导师都给本科生上专题课，让学生知道我们的老师做了哪些研究，体现在教学中可以给学生灌输什么知识。学生学了以后知道管理学院会计系的老师学术实力很强，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促进学生对专业的热爱是有好处的。

　　所以一定要老师将做研究的内容体现到课堂中去，课堂上的老师如果不做研究，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这两者相辅相成，谁都不能说只有教学重要，或者只有科研重要。如果科研不能体现到课堂当中去，最多是研究所。

　　 曹章武：您作为学院的领导之一，学院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有什么样的期望？

　　熊剑：发挥原来的特点是第一个。我们现在直接定出来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是建设华商管理文化，要在全国首屈一指。第二方面，我们的特色专业要在全国有非常明显的地位，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特色专业群。

　　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还是很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加快管理学院的科研，还要发表顶尖的成果。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每当我们引进一批博士生，引进一批人才，第二年、第三年就会有很好的课题出现，所以我们还要吸引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铺垫了很多的硬件和软件，我们准备率先在全校实行信息化管理，做一些试点单位，我们要建完全的信息化系统为导师的教学队伍服务。我们希望学院的特色是华商文化，有非常好的信息课程，希望做成全省一流。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好的硬件，现在要做一流的软件，这项工作正在筹划中。

　　做完这些支持以后，希望让我们老师的信息在全国都能够被知晓，同时也能够知道全球的信息，那么具体能不能成为全世界顶级的现在不敢谈，我们会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做，只要想到有关华商文化的管理，华人华侨有关的东西都能想到暨南大学，我们要在全国有名气，这五年能够做到全省一流，国家有名，全球都知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曹章武：暨大管理学院创办十周年之际，我们即将要召开两岸五地商学院的院长论坛，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创新，不光是打破区域的界限，可能也要冲破文化的一些东西，您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有怎样的期望值？

　　熊剑：这是管理学院十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有一定的创意，首先是发挥学校的办学宗旨，将已有国际上的资源，将港澳台地区，华人华侨，华南地区管理学院的院长集中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商谈华商文化对管理学科有怎样的的发展和促进。

　　这对于弘扬我们的办学宗旨，弘扬管理学院的办学特色肯定是有帮助的，香港、台湾管理学院对华商文化的认识，对办管理学科的体会，这些经验对我们有帮助和支持。管理学院希望在这方面起到带头和凝聚的作用。

　　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庆祝十年，我们也准备请一些著名的学者做一些学术工作。同时还要让我们的学生，老师从中受益，从中感觉到华商文化管理学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曹章武：从您的学术研究的专业方向我们再谈一个问题。由美国次贷所造成的全球金融“海啸”目前在全球影响已经愈演愈烈了。从您的角度怎么分析当前的金融危机？

　　 熊剑：由次贷危机引发到现在的金融危机，好像金融大风暴的过程，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倒没有那么多的恐慌。

　　 第一个讲到我们国家，今年市场上的危机会带来部分人的恐慌，比如说参与到金融市场上的企业和人，中国十几亿人不是每一个都做企业，只有社会产品供应不足，或者供应失衡的时候会引起物价的变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关注，但是金融市场是不是涉及到每个人呢？只是参与进来的这些人。

　　第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实际上有当时政策的混乱的原因，当时为了推动房地产的发展，鼓励潜在的购买力来购买房地产，消化那些购买力。所以就将可能不具备信贷水平的也吸引进来，忘记了信用保证对银行资产的重要性。

　　在美国是实行私有制，我们国家如果实行这样，那就是国家形成的一些不良资产，会带来什么影响，当时对这个认识不足。到现在发现美国人喜欢通过借贷来形成消费，借贷以后还不起了怎么办？实际影响是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引起银行的资金不足。

　　 另一个我也注意这种信贷危机，美国房地产引发的这种危机在中国实际上是反过来了，中国房屋价格慢慢在跌，人们还有等待期望来购买房子，没有因为购房而造成危险的感觉。这里面跟制度有关系，国家干预的力度不一样，中国干预房地产的开发建设，走在次贷危机没发生的时候，这个工作我们防范得好，没有那么可怕。

　　 还有一个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只要经济在稳步发展，总供求不是特别结构失衡，股票振荡不会带来生活上的影响。中国进入股市的除了机构和企业以外，就是有钱的人，想投资的人，现在股市在振荡，不会使得这部分人生活没有保障，使他活不下去，或者压力很大。投机人本身是投机，我认为这个不会影响生活，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供求不能失衡这是最关键的。

　　 当股市增长很多的时候，我的心态跟现在的心态实际上是一样的，我的感觉是增长很多的时候就是泡沫，很可能是潜在的购买力，这会对国民经济供求带来影响。但是掉得很多的时候，以前朝泡沫的方向的很多潜在购买力不存在，虚夸的购买力不存在，掉下来也许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平衡。

　　我们国家政府干预很有效，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都是为大众服务的，都是普及大众的，我相信中国的金融市场不会像美国，像东南亚那样，而且中国经济的独立性是历史悠久的，中国自己发展好了就不要恐慌。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国际上的金融危机，他们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能保证，我们在开放性经济大潮中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同已经发生金融困境的国家的关系，跟他们的经济如果衔接好倒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的技巧，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我不是很担心金融市场的事情。

　　 曹章武：最近欧美的一些央行，大量的购买一些银行的呆帐、坏账，也有很多评论家说，欧洲和美国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您怎么来评价这个问题？

　　熊剑：政府出面能对涉及到整个国家经济实体的资本进行干预，进行调解，因为凭借个人的能力不能够来左右一个市场，一个人的号召，一个企业，一个行业都不足够，国家出面的干预力度是不一样，30年代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来挽救市场的无序状况是很有效的。

　　纯市场条件的东西很容易发生无序状况，能够在无序状况下指令性扭转局面的只有政府，我也听说美国可能要把银行变成国有化，也希望这样做，因为银行覆盖整个市场所需要的各种资本，资本是国家资产的一种货币表现。他们目前不是国有制，实际上资本是社会所拥有的资本，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政府出面干预使它有序化，保持一定变动规律可能是一个好事。

　　 曹章武：您觉得国家的救市措施对目前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金融体系会有怎样的信心促进？

　　 熊剑：肯定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现在股票大跌以后，很多的企业面临资本周转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好，个人也好，特别是私有制企业在资本运作有瓶颈的时候周转不下去。国家触动一些资本让它能够周转起来，让市场不要跌到大家人心惶惶的地步。对于稳定社会首先是必要的，而且将国库中潜在的资本投入市场去刺激，实际上是挽救金融业，挽救资本市场，稳定资本市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后遗症，我也是担心的。如果各个政府都将国库潜存的资本注入到市场中，必然有两个东西难以知觉，现在突然加入几千亿，全球可能有好多万亿的资本投入市场，同时如果没有相应的产品共享，会引发后续供求的问题。

　　第二个国家已有的资本注入市场，会不会影响资本原本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以及后续的社会福利保障，或者公共产品受到影响？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稳定这个市场，稳定以后再来建设，但是这一块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曹章武：有很多国家拆东墙补西墙，把东墙拆了以后，东墙怎么办？

　　熊剑：对。而且补进来以后如果没有相应的内容匹配，补进来的资本相当于购买力增加，有没有物资供应？现在看来不行，现在是稳定市场，但是明年、后年的供给问题国家也必须考虑。

　　 曹章武：您认为企业在经济动荡中未来应该如何来把控自己的风险？在风险过程当中中国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熊剑：从政府角度来讲的风险和企业角度的风险不一样，宏观经济形势所讲的风险更多是稳定，稳定协调地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不稳定也是一种风险。现在市场上讲的金融风险或者财务风险，这些风险有一些误区，里面有两派，不管是学者也好，还是企业人士也好，都需要认真去考虑的。

　　讲到金融市场和资本运作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有两个风险：一个是纪律与制度建设的完成，一个是纪律制度没有问题，正常运作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要分开。纪律与制度的风险，在企业用内控来做，在国家在行业是由制度建设来做。这些都是教育人们符合纪律规范，要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约束某些人的行为，如果人们的思想体验不到，或者纪律约束到不能这样做，这样会使资本少流失，资产少跑掉，这个应该是属于行为学的范畴，是教育他，然后规范他。

　　 企业可能还有一种不足，现在股市不行了，或者债券市场不行了，企业可能会投资其他项目，不管投资什么项目也存在回报的波动风险，这个风险跟纪律没有关系，跟内控没有关系。我们谈金融风险，金融案例，讲来讲去就是谁携款多少跑了，谁利用什么手段拿到钱了，这些都是纪律与制度约束，不是真正在财务学、金融学讲的风险测评。

　　在正常的投资过程中，市场有客观的波动因素，使我们的投资回报发生不确定的因素，我是看资本的结构，资本的总量，能够抵御多大的波动，来决策方向，这个时候测评和控制很重要。但是内控和纪律约束不是说测评能控制的，私有制的企业的败家子，父亲没有办法知道他什么时候把钱拿去奢侈掉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测评的。

　　曹章武：很多媒体，还有研究国际政治、经贸的专家说，金融危机将导致很多国家的破产，也有一些研究政治学的教授和专家讲可能会引发新的难民潮，引发新的恐慌，甚至会引起新的战争。

　　从目前的全球金融动荡到油价的波动，还有全球性的物价上涨，导致很多生产性和出口型的企业出现生存的问题，您从财务管理学的角度上讲，您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面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比如银行的银根缩紧，贷款很难，产品出口又不利，要想保存实力生存的话，中国的企业从财务学的管理角度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规避这些风险？

　　熊剑：不单单是中国的企业，也不单单是中小企业，现在金融市场发生的事情，世界上现在由于金融引发的振荡，最直接的影响是融资的问题，资本来源的问题会受到影响。其实银行也罢，资本市场也罢，是否愿意给企业进行融资，是否购买债券，或者给他贷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企业在人民的心目中有没有信用和地位。

　　企业真正要融资融得好，投资投得好，回收收得好，关键要看经营得好不好。一个项目在决策的过程中，看你有没有能力进行，用什么样的人力，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来保证社会上对你产品的信赖和需求？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永远的主题就是您是实实在在的，有技术含量，有社会需求的生产者。

　　现在三鹿奶粉引起的问题，使得人们的信任大打折扣，就算金融市场很好也不会给这样的企业融资，大家也怕跟你打交道，关键点还是企业的信用保证。这个信用是来自自己技术和生产质量的保障，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投资者是社会的一份子，不管投资什么项目，不管生产什么产品，都要为社会承担责任，要有这个责任感才会有信用。有了信用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融资都是可能的，你的产品在社会上有需要，而且是有保障的，谁都会接受。

　　 我们的关键点在于信用保障体系。没有社会责任，甚至损害人的身体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这不仅仅是中小企业，不仅仅是中国目前的事，而是长期的事。教师如果讲课不负责任，或者讲得不好，学生传出去首先就对老师表示反感，人家都不报了。自身的水平以及自身的社会责任有很大关系。

　　现在很多学者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多利益相关者来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一个有责任的男人总是受欢迎的，有责任的企业也一样受欢迎。

　　 曹章武：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