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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胡家源
发自北京、上海
中欧北伐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中欧”)在北京的首席代表，如今已是助理院长的马遇生，眼下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筹建一所“暂时不用再搬家”的北京分校。马遇生对记者说，“8年里，我们搬了4次家”，现在“正在争取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应该说他们已经开始对中欧分校的落户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
8年前，当马遇生扛起让中欧重返北京的授命时，路途并不顺利。初来乍到,中欧几乎默默无名，以北大和清华为首的京派商学院占据着这里的每一方天地。
早在1991年，教育部将第一批商学院MBA项目资源定向分配给清华、人大等9所高校时，当时北大并不在名单之中。仅仅过了几年，北大就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而且后来居上,一办就是两家:分别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CCER”)和光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光华”)。
“和光华不同的是，我们一开始便是中外合作办学，这应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商学院了。”CCER的国际MBA项目——“BiMBA”(Beijing International MBA)的中方院长胡大源告诉记者，当时的合作方是美国国际教育联盟。等到2001年，光华开始与新加坡、法国的商学院合作办学时，BiMBA在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全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中，已经名列榜首了。
这个时候，中欧在北京的队伍还正在为居无定所而忙碌不已，虽然这一独立商学院当时已经身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商学院排名第一了。
一开始，中欧落户北京西郊的达园宾馆，之后又辗转借用五道口的央行研究生部，2002年当全部人马悉数转移到如今的中关村甲级写字楼后，它在北京的脚跟才算是刚刚站稳。“北京分校50万亩的规划放在上地的中关村软件园，大概到2007年年底可以建成投入使用。”
仔细观察一下中欧在北京的历次办公选址，就会发现这个“体制外”商学院行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充满了指向和意图。无论是颐和园路，还是五道口，或者中关村，距离海淀区名校尤其是北大，只不过是一步之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开到北大和清华边上去，开到他们的家门口。”1983年毕业于北大的马遇生坦言，自己非常热爱母校，“这样做只是希望北大能做得更好，竞争才会有压力”。
中欧的举动，对于北大的BiMBA或是光华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迹象。不过，当你走入北大校园，尤其是来到未名湖畔燕塔脚下的古园里，就会发现“竞争”两个字在这里是另一种写法。
北大谨守
从中关村来到北大东门，不过10分钟路程，在堵车为患的北京城，算是一个“奇迹”。
胡大源的办公室，连同BiMBA的中枢和场馆，都在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座名为“朗润园”的古朴庭院里，当然，CCER只占居一隅。除了门外停泊着的各色豪华轿车，在这个清代园林和季羡林旧居里，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和现代商业社会最“高端”竞争的一面相联系之处——这里甚至不像是一个学校。
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商业界，包括新闻界，CCER却享有同北大光华相比毫不逊色的声誉，与此同时，相比光华和其他的高校商学院，这里离中国的决策中心无疑更近一些，尤其是在提到“新农村建设”的时候。
胡大源说，“林毅夫早就已经是BiMBA专职的教授了，研究转轨条件下的中国企业和国内商业环境，他和周其仁教授应该算是国内领先级的人物，这也是BiMBA的特色之一。”
BiMBA的目标是“培养理解中国改革进程、熟悉国际运作规范”的老板和职业经理人，而从改革过程中寻找机会和助力，无疑是北大百年传统下熏陶的“儒商”气息，不过，在胡大源看来，“儒商”这个词显然不够准确。
“我们只是多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背后是北大和CCER的牌子，以及与决策层紧密联系的教授资源和校友资源，这和中欧的国际化发展路线是不一样的。”
虽然BiMBA享受着体制内的一些好处——即教授资源的丰富性，又属于中外合作办学而且招生考试都不在“体制内”——看起来似乎左右逢源。但据记者了解，外方对于招生规模和课时安排的严格控制，或许会削弱BiMBA在国内的吸引力。
“BiMBA历年MBA招生都不会超过250人左右的规模，外方认为这是合理的保证教学质量的手段，甚至在教学时间安排上，都要求必须考虑到效果而不能压缩。”他坦言，有时在向来自外地的MBA学生和兼职教授们解释为什么要“每周来回飞两趟”时，他很难开口。
事实上，合作办学出现的中外方之间对于教学的矛盾，中欧也经历过。中欧副院长张维炯告诉记者，“有时候对于一个教授的评价，或者对于教学进程的安排，中欧双方会有很大分歧，这在创业初期都是需要经历的。”
不过在中欧背后，有众多的人物在推动着这个磨合的进程，已知的名单上不只有诸如徐匡迪、谢丽娟和王生洪等众多学术和科学界重量级人物的名字，还包括时任上海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吴邦国、黄菊以及前任市长汪道涵等。
“十多年来，中欧作为‘体制外’管理教育的特区，以上海为基地迅速在国内外积累起大量的资源和相当的声誉，与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张维炯表示。
不过，到了北京，中欧能否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到2003年，参与“竞争”的众多京城强手当中，除了BiMBA和中欧以及北大光华、清华之外，至少还有一个。
长江财谋
北京东方广场。这座王府井经济区的地标建筑中汇聚了诸多世界知名跨国企业，但它的底楼所能见到的招牌却只有“东方新天地”——几乎与上海的一条酒吧街同名。这里就是长江商学院(以下简称“长江”)的总部所在。
2006年2月23日，面对着一群刚刚参加完EMBA招生面试的中国企业家们，院长项兵在东方新天地酒会厅微暗的灯光下充满激情地进行了演讲。他说，“酒会厅对拉近企业家之间的距离至关重要，如果彼此之间的面纱揭不掉，案例讨论没有意义，真正挣钱的‘刷子’是不会拿出来给你分享的。”
由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名下的(海外)基金会捐资创办的长江商学院——从名称上也许很容易被误解为该机构是长江实业的关联法人，事实上，它是又一所游离于“体制”外的非盈利教育机构。与中欧不同的是，它生长于北京，自然而然地带有浓重的北方习性和京派作风：大气、豪爽、擅长“关系经济”。
院长项兵被公认为口才绝佳和极富公关能力的“活动家型”院长，也因此被卷进一些有关做秀和夸大其词的非议，还时不时引来媒体对于“独立文凭”的猜测和质疑。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把长江带向一条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商学院——包括“体制外”商学院的第三条路。
“现在我国的管理教育有两大主流思路：一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另一个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国内很多院校大都是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走西学为体这条路的比较典型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和中欧。”项兵对记者分析道，在几所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学校中又可以细分为研究模式和教学模式，“香港科大走的是美国顶级商学院的研究型大学之路，而中欧走的是教学为主的‘教学工厂’之路。”
而在项兵看来，长江希望走出的，是在“大我”的视野中没有国际化和本土化之分，也没有中学西学体用之争的道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呢？
“美国顶级商学院有两大弱点，一是只了解美国的经济和企业，对欧洲、亚洲了解不够，二是他们的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市场的‘阵地战’——即研究现代企业之间如何竞争与合作，对‘游击战’——即对在新兴市场如何进行有效的竞争与合作了解不够。”
项兵认识到，亚洲比较领先的商学院则至少有三大弱点，一是没有世界级的教授团队，二是视野太“本土”，无法应对全球竞争，三是生源不够多元化国际化。“这就为长江留下了巨大的战略发展空间！”他说。
那么，长江能颠覆数百年来形成的国外商学院的传统吗？
答案不止在项兵身上，更重要的人物是李嘉诚。
早在2002年为长江做完第一次演讲《赚钱的艺术》之后，李嘉诚就曾经对项兵承诺，“你需要多少钱基金会就给多少钱，像这样的投入成本要比北大、中欧高很多。”
而实际上他所拥有的能量却远不止赚钱这么简单，一方面邀请诸如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等顶级人物来参加“与大师同行”的经典讲座，似乎只有李嘉诚才有这个面子；另一方面，长江商学院仅仅花了7个月，就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能颁发研究生学位的第一家非国有的独立商学院，李嘉诚功莫大焉。
事实上，李先生的想法也许不只是成立一个商学院那么简单。项兵曾在第一次介绍他的老板时说，“李先生崇尚的管理理念有两点：第一，中西贯通，这和长江的校旨一脉相承；第二，用这套理论可以征服全世界。”而这正是长江3年多来展现在人们面前众多眼花缭乱的招数之灵魂所在。
不过，也有业内人评价，借助李先生投资的汕头大学帮助来获得授予学位的资格并不是长江的初衷，而只是应对创办初期招生挑战的一个计谋，“长江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学位文凭，说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应该还为时过早”。
至少，相对于国内众多大学的商学院和中外合作办学的MBA项目来说，无论是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中欧，还是创办不到4年就意气风发的长江，都只不过是将牢不可破的国内管理教育体制“撕开了一个小口子”而已。
世界级的商学院，无疑是应该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而展开竞争的前沿阵地，则是争夺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历任院长所说的“优秀的教授”。
争夺教授
上海浦东新区，2006年2月的某天，雨水节气还没有到来，早春的江南海滨城市迎来难得的晴天。
清晨6点天刚微亮，杨国安已经开始为这一天的上课内容作准备，细细地把整个课程的内容从头至尾想了一遍，确信不会再有什么问题。7点钟，他走出了家门，一个半小时后，中欧的课堂里传来了他富有特色的声音。
杨国安喜欢在课堂上连珠炮似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习惯姿势是一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另一只手来回地比划，配合着踱步的节奏和不怎么标准的香港普通话，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公司的高管和培训师——事实上，杨国安本就是台湾宏基公司的首席人力资源官，兼任宏基标杆学院院长，曾执教过加州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现在的身份是中欧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教授。
“很早的时候我就和中欧有过接触，1997年还在闵行校区的时候，曾担任过学术委员会成员，作为美国商学院方面的代表。”杨国安在接受采访时，会很认真地将自己挤在办公桌和转椅之间，一动不动，“所以后来长江商学院和我谈，我还是选择了中欧，尽管那边的薪酬要高一些。”
事实上，要高很多。据记者了解，长江商学院给全职教授的薪酬已经高出了国际同行的水平，相比于纽约大学商学院、西北大学商学院，可能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嘉诚在长江商学院创建之初就表示：“教授全部要从世界前10名的商学院中高薪聘请，年薪不低于哈佛、MIT等顶尖学府。”
至于讲课费，有报道可考。长江客座教授郎咸平曾坦言自己一场课要达到4万元人民币；而来自中山大学EMBA方面的信息显示，从国外聘请教授讲课费都要按国际价格支付，少则每人每天2000多美元，多则达5000美元。
不过，即使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项兵也坦言，仅仅依靠高薪是不可能留住世界级教授的，一流的师资在全世界上都是一种稀缺资源。“为了让这些教授能够安心在长江教学、做研究，学院成立了两大研究中心，案例中心和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但最重要的手段是‘教授治校’。”项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与体制内商学院的行政领导制不同，也与中欧的4人管理委员会(由中外双方的院长、副院长共同组成)制度不同，长江成立了一个由所有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举凡学校的重大决策，如聘请教授、上新项目等等，都必须由委员会成员提议，全体委员无记名投票，需要2/3以上票数通过才可实行。在教授延聘上，除了委员会的表决意见，长江商学院还会专门将教授资料寄给所在学科世界知名的10个学者匿名做评估。参与评估的学者由申请人选择5个，学院选5个。“如果有4个以上的负面评价，长江就不会给出Offer。”在项兵看来，教授治校是长江的一个制度性保障。
事实上，中欧一直延续着创办初期的理念：“借用教授”。该学院名誉院长刘吉回忆到，“一开始我们就想和哈佛商学院合作，邀请教授来访问讲学，但人家根本就不理你，直到后来我们进入了《金融时报》排名百强，正式的合作才有了基础。”依靠不断提升国际权威排名，中欧源源不断地吸引不同国籍的海外教授，特别是来自美国顶级商学院的人士，不过保持教授的稳定性仍然是中欧面临的一大挑战。
长江则依靠李嘉诚的号召力和“教授治校”的新型管理模式，尤其是“培养民族企业”的目标定位和对中国道家文化“势、道、术”传统的阐释，在华裔学者群体里形成了相当强烈的“爱国”共鸣，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国际顶级商学院的好奇感。强调传统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华人教授圈子目前相对较小，研究领域偏窄等等。
总体而言，对于国内独立的商学院来说，自有教授数量较少，客座教授、访问教授作为重要补充是普遍的情况，“中欧的全职教授只有33名，长江早期仅有十几名常驻教授”。
而BiMBA的做法则稳当了许多，虽然一方面受制于外方对于教学日程的时间安排不便于频繁大量地聘请海外教授，主要依靠北大CCER内部的教授资源，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外方位于美国，在聘请教授方面有更多的途径可供选择，而且“北大众多的学术讲座和论坛邀请的嘉宾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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