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 中国商学院留给自己一张必答卷

　　□本刊记者 李北方

　　作家余华说，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年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刚刚和正在经历的当代史——由于发展和变化的迅猛——在时间意义上无形中被拉长了。

　　15年，在西方只够一个事物的生成，中国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却足以经历沧海桑田。

　　MBA，工商管理硕士，于20世纪初叶出现在美国，50年代传入欧洲，90年代才进入中国。

　　1991年，中国国家教委首批批准9家院校试办MBA教育，仅仅15年后的今天，开办MBA课程的院校已近百家。在这些MBA项目中，虽然大部分仍处在缺生源、缺师资、缺理念的境地，但是，确有个别的优胜者已经在国际权威的MBA排名榜中出现，并雄心勃勃地进入世界前十名的行列，成绩不可谓不惊人。

　　须知，在美国，从沃顿商学院(美国第一所大学层次的商业管理学院)建立(1881年)到第一个两年制MBA教育项目的创办(1908年)，历时27年——其孕育的时间几乎就相当于中国MBA教育年龄的两倍。

　　美国的MBA教育历时近百年，其间经历多次起伏。在短短的15年间，中国的MBA教育浓缩了先行者百年的波折。这正是当代中国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对照美国经验来回顾这15年，有几个问题不得不提出。

　　“镀金时代”之辩

　　MBA教育的忠实拥护者喜欢将MBA的数量和GDP的增长对照分析，并得出了二者呈正相关的结论，他们尤其喜欢引证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数据来佐证这一观点。

　　1881年，美国费城富商约瑟夫·沃顿捐款10万美元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办了沃顿商学院，旨在培养有能力担任政府及企业重要职位的人才。

　　沃顿商学院开辟了商学教育的先河，如今仍稳居美国商学院排名的前10位之中。将约瑟夫·沃顿的举动放到当时之时代大背景下去看，就知道他那样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洞察了经济的走势和社会的需求。

　　1881年正处于马克·吐温所谓的“镀金时代”，当时的美国工商业发展迅猛，经济高度膨胀，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其间伴随垄断组织的出现并迅速扩张规模。1882年，老洛克菲勒组建了第一家托拉斯(即企业集团)，到1904年，美国已经有318个托拉斯。企业规模的扩张导致了以往依个人经验积累进行管理的模式无法适应现实，对管理科学的需要应运而生，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1856~1915)就是在这个大势之下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

　　1908年，哈佛大学也建立了自己的商学院，并首创了第一个MBA项目。到这一年，全美国共有商学院10家。

　　有人将1980年之后的中国比作“镀金时代”的美国，这个比喻是有道理的。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让全世界感到惊讶，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实现了“赶英”的目标，已经有经济学家在盘算我们还需要多少年就可以“超美”了。新兴的经济体需要新的管理理念和人才，于是“师夷长技”引入MBA教育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对MBA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中国有30多万家国有企业、40多万家合资企业、200多万家民营企业，却只有区区数万MBA毕业生，比例严重失衡，所以应该大力推进MBA教育，造就更多的管理者或者企业家。2001年，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王珉就在第二届“中国MBA发展论坛”上表达了“对MBA人才的迫切需求”，他说，江苏省有60万家上规模的企业，中国MBA教育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企业人才需求的发展速度。

　　出乎意料的是，MBA抢手的情况并没有发生。2003年和2004年两年，中国MBA招生遭遇寒流：报考名校MBA的人数下滑30%；众多“海归”变成“海待”；关于某些院校MBA毕业生高薪资水平的调查不断受到质疑。

　　究其原因，只要将当下的中国与“镀金时代”的美国作一下对比，答案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两个国家的两个不同时代的确非常相像，除了经济飞速上窜，还有经济繁荣背后的问题：商人通过垄断和投机搅乱市场；权力和金钱的勾结形成的腐败；财富新贵们的轻浮和傲慢。

　　在这样的时代，经济活动的规则与大学里传授的“该如何如何”之类相去甚远，象牙塔里培养的管理人才注定只能作为点缀。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受到传统观念——大学的责任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而不是培养职业人才——的限制，那时的MBA侧重学习理论性知识，而不是实用性的技能，所以在1908年之后的20年里，MBA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成绩，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数量也微不足道。1927至1928年度，全美毕业的MBA仅为460人。接下来的大萧条不但摧毁了美国的经济，也几乎毁掉了管理教育，因为管理教育无法回答和解决现实的经营问题，所以被实业界排斥，商学院不断关门大吉。1931年，当时美国仅存的商学院有1/3注册学生不足百人，最少的只有3个人。

　　反观如今的中国，经济总量虽然越摊越大，但有多少空间可以为高校培养的管理人才提供容身之地？中国有30多万家国有企业，但其治理结构使管理者更像个“商官”(区别于“官商”)而已；中国有200多万家民营企业，但大多是家族企业，在接班和财富继承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方向的时候，根本谈不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就不可能为职业经理人阶层提供舞台。余下的就是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了，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中国土产的MBA又沾染了太多中国特色，与外资公司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不能完美契合。对于MBA教育而言，中国庞大的经济成了一个不能充饥的纸上大饼。人才市场上数万名MBA不是太少，而是多了。

　　大比较

　　与欧美时下成熟的MBA教育体系相比，中国落后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国内的教育从业者至少在两点上可以达成共识，即理念和师资。

　　以哈佛商学院为例。哈佛商学院的使命是“教育改变世界的领导者”；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管理领袖”；英国

利物浦大学商学院的使命是“追求卓越”……看得再多，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教育学生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发现机会——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商业环境中生存并胜出。

　　不过，形成自己的理念并不简单，而且，国内MBA与欧美同行的差距还远达不到比理念的层次，只是从实实在在的运作目标和机制就能看得出距离。

　　欧美的商学院虽然教学生如何赚钱，但商学院本身却不会以赚钱为目的，在利益之上，他们更看重荣誉——直接点说更看重排名。美国的商学院均注重运营，都有一个“赶起路来像兔子，干起活来像驴子，求起人来像孙子”的院长，他们大多不是学者，而是扮演公司CEO的角色或干脆就是从公司CEO的岗位上挖来的，对内负责组织协调各种资源，对外拉赞助，靠社会捐助办学。

　　美国大学都有一个妥善维护的庞大校友体系，目的有二，一是从校友处为学校的发展募资，二是为学生建立圈子。一个MBA新兵到一家公司应聘，如果老板恰好是校友，那么得到工作的机率会大增。但这不是商学院为学生提供的最主要服务，大多商学院对学员的学习成绩要求严格，比如沃顿商学院就采取末位淘汰制，连续两个学期成绩落在后5%的学生是要出局的。

　　很多中国人读MBA也抱有营建圈子的目的，以EMAB班最典型，本来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一旦本末倒置就消解了商学院最根本的使命，商学院成了混文凭交朋友的沙龙。如此这般，其实走不了多远。以扩展人际圈子为卖点来宣传MBA产品，会造成生源萎缩的后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美国际管理学院及中法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刘宝成有精彩的分析：如果某公司的部门经理上了EMBA，那么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肯定就不会了，因为他不愿意和下属攀上同学关系。EMBA开设之初，来的学生都是大老板、大总裁、大官员，几年下来，有些已经沦落到招来一个大企业的中层干部就高兴得不得了的地步了。

　　还有一个只能在这个特定的年代才能出现的现象。一些正处于中年的老板由于生不逢时，年轻时代没机会好好读书，如今有了条件回到学校，既为结交朋友也为弥补年轻时的遗憾，让人生无悔。一位任职北大的著名经济学家讲过一个故事：他在一次考试中给EMAB班上的一个老板学生打了个不及格，结果这个老板生面对分数悲从中来放声痛哭，他的一群老板同学则集体求情，请老师高抬贵手。这位教授面对这一群返老还童的阔老板简直哭笑不得。

　　师资力量是另一个制约中国MBA教育的瓶颈。管理教育对教师素质有特殊的要求，不但要懂理论还要懂实践，这样的人在全世界都属于稀缺资源。中国现有的商学院都感到师资不足，除了少数财大气粗的可以一半用国内教授，一半从国外高薪聘请外，大多数商学院采取引进国外原版教材，派教师到国外学习等等办法应急。这种教学的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对别人的理论可能吃不透，再教给学生就很容易成为夹生饭；而洋教授虽然吃透了西方的理论，却不懂中国的现实，无法将二者相结合。

　　1959年，美国商学院联合会(AACSB)发表了两份对美国MBA教育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四大缺点：1、多数学院的教学质量不够高，许多课程很少具有实际用处，只有少数商学院在努力提高教学水平；2、招生录取标准不高；3、教学方法尚须改进；4、教师水平一般不高。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对照中国MBA教育的现状，可以发现这四点批评几乎可以完全适用。

　　中国当下的情况在整体上不能不说与上述报告所说的四点有些许类似,而且,不能吸引到最需要适合MBA教育的人，不能培养管理人才他们最需要的素质，这就是今日中国的商学院的尴尬。这并非否定中国商学院15年来的成绩,再次对照一下先行者的足迹或许能为中国的商学院找回一点信心：1881年萌芽的美国管理教育直到

二战后才真正迎来黄金时期，50年间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前面的路还长，如今美国每年MBA毕业生总数占到硕士总量的24%左右，中国的数字只有5%，发展空间巨大。

　　最后重温一遍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一句鼓劲的话：美国大公司的职业性管理机构是用一切现代管理技术的工具武装起来的，已举世无敌，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取代的。加尔布雷斯所描绘的也许就是中国职业管理人员阶层的明天。

　　当然，这个光明的未来要建立在中国市场环境的完善基础上，因为这是MBA们赖以生长的土壤，为商学院的健康发展提供终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