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人创业的时代

　　今年夏天，马建平偶然看到了一本书——《蓝海战略》。这时他是三星中国投资广州分公司AV销售部PM经理，更早时候，他在北京中关村数码销售市场打拼了几年。

　　经验有了，钱也有了些。《蓝海战略》的出现让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职位，与一个志同道合的老部下在东北某小城的一家商场里，承包起一个区域专营数码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胆摒弃中关村这片‘血腥’的红海，一头扎进东北二级城市，在数码销售的蓝海上扬帆启程”。

　　马建平的朋友对此并不感到吃惊：此前，18岁中专毕业的他就闯入北京中关村打拼数年，先后供职于清华同方、华旗资讯以及艾利和(全球第二大MP3品牌)中国，并已做到艾利和中国区经理的位置。接着，不满25周岁时又去了三星广州公司，尽管是个令人期待的开始，两个月后马建平又在变化了。

　　但朋友们是有担心的：现在生意不好做了，马建平打工的年薪也不菲，几十万的积蓄，完全没必要都投进去。这个担心马建平也有，尤其在他们筹备之初、焦急等待开业的那段时间，看着多年的积蓄一点点变成货款，却看不到收益。“毕业这么多年从未停止过工作，第一次失业了，卡上不会再有钱到账，相反，自己在不断地掏钱，那个感觉真是……”

　　那个词叫做“煎熬”：不管白天多忙多累，晚上也睡不踏实；天天与同伴吃喝睡都在一起，每天相互安慰着“反正都豁出去了”。他们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多年的奋斗白费，一切从头开始。

　　“蓝海”显灵

　　商场的数码广场终于开业了，马建平与同伴的心略微踏实了些。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从商场收回现款，但每天的销售情况向好：“走出最初的那段煎熬后，一切真的跟我们预计的是一样的。”

　　早在两三年前，还在华旗资讯共事的两人就想自己开公司，却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他们也想过在北京创业，但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他们深知：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除非是行业老大，否则没有什么市场机会可言，绝不会如此轻易地积累到原始资金，甚至还不如打工。

　　接触到《蓝海战略》这本书，让他们醍醐灌顶。书中提出要赢得明天，企业不能靠与对手在日益缩减利润的“红海”硬碰硬竞争，而要开创“蓝海”，即蕴含庞大需求的新市场空间，以走上增长之路。逆向思维向他们展现了一幅新的发展图景，也迎合了很多企业主想摆脱市场搏杀的内在渴望，立即受到马建平们的热烈追捧。

　　“看了这本书，真是很有出来单干的冲动，当时很多公司、个人也都面临寻找‘蓝海’，我们想着想着，就抓住机会，把想法变成了现实。”马建平说。当然，对于创业而言，《蓝海战略》只是一个准备，书中只告诉他们有一片蓝海，但究竟什么是蓝海、是什么样的蓝海，还是得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去判断。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建平听说一个小小的MP3在北京只卖500元，但在东北某小城能卖到1000元，价格高出这么多还供不应求。两人当下前往此地考察，考察的结果令他们欣喜若狂：他们找到了新的市场，书中描述的蓝海就在眼前。

　　在他们进驻前，这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东北小城，也是有数码产品卖的，但没有苹果、艾利和等高端品牌。再小的地方也有富人阶层，这个消费群体如果想买高端的数码产品就只能到60里外的省城去。“知道这边有卖，谁还会傻呵呵地离开这里跑去省城呢？因为买这种东西，人们很重视售后服务的。”马建平分析。加上低端数码产品在当地的价格也高出北京很多，这都让马建平与同伴在这座城市看到了机会。

　　紧接着，他们又坚持到这个城市有名的商场租赁摊位，商场几十年的国营招牌已经培育了很多当地的高端客户，由于这里没有类似北京的“海龙”、“太平洋”电子数码消费品市场，数码产品消费都集中在大商场。这里的消费观念认为：商场虽然贵一点，但是东西好，质量、维修都有保障。

　　在很多北京同行吃力地维持着数码销售或研发新产品、更换新行业的时候，马建平与他的伙伴在《蓝海战略》的指引下，来到了这所小城市。他们坚信：肯定会赚钱的。

　　赚钱了

　　事实上，他们很快便赚钱了，并几乎完全打破了当地先前的数码产品市场格局。

　　在这里，关于某个产品的信息不是从产品厂家获得，大多来自沈阳的代理商，而在数码产品销售领域打拼多年的马建平，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给任何厂家打电话，且绝对是第一手的信息。高端产品的垄断销售、新产品的发布速度及产品的售后服务，成为马建平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日进斗金的三张王牌。

　　由于之前分析的高端数码产品的空缺，马建平销售的高端产品就是零竞争，就是垄断，这一点令他的竞争对手只能望其项背。很多高端品牌的新产品刚上市厂家会将产品提供给专有渠道销售，例如索尼的产品，常常是想买都买不到。

　　售后服务这块也很重要。比如一个顾客在马建平的竞争对手那里买的产品坏了，交给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再交给当地的某个公司，该公司再交给沈阳的代理商，沈阳的代理商再交给生产厂家，往返一个月的时间是很正常的。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马建平这里，他可以直接给顾客换新机，同时他能交给厂家马上换新的，也就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让顾客随到随换，这在当地形成很好的口碑。

　　接下来，马建平与合作伙伴在东北其他几个城市复制这种销售模式，预计半年内开三四家店。“我们只做了这一个城市，在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城市，当然应该尽快，因为这种模式不只被我们发现。我们只是稍微早一点，或者更合适的时候进入了而已。”无疑，马建平也担心这片目前无人进入的“蓝海”很快会变成血腥厮杀的“红海”。他们深知蓝海战略这种“非竞争性”的策略只能是一时的，市场的惨烈才是常态。

　　马建平的目标倒并不宏伟，没有试图成为非常有钱的人：“树立那样的目标会很累，生活就会被抛到一边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并在意气风发地走下去，去实现下一个目标。

　　走过80年代凭勇气创业时期，回头看90年代的创业“原罪”，能清晰地看到，如今的创业门槛不高但要求规范，这是个人人都能创业的时代

　　一个人人创业的时代

　　80年代创业：勇气、规模和管理

　　如果盘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史，不能不提到年广久。早在1976年，这个摆着小摊卖“傻子瓜子”男人的就赚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按年广久自己的回忆，当时的100万比现在的一个亿还要值钱。而在公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的时代，年广久的几十年的商贩经历简直就是奇迹。

　　单从创业的角度看，年广久的生意毫无技术含量，和MBA教材中的经典案例相比，傻子瓜子的成功也毫无创新可言，说年广久这样一个从小就知道摆摊赚钱的小商贩创业并不恰当。

　　在很多创业者看来，年广久却有着创业者必须具备的要素——勇气。在政治气候对私有经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年广久就是以一股养活自己的勇气坚持下来的。“投机倒把”被判刑，雇工百人受到争议，都没有改变年广久做生意的决心，而这位卖瓜子的小人物还得到了国家领导的欣赏和保护，可见年广久与时代的卓异。

　　如果说年广久的勇气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觉，那“中关村创业第一人”陈春先的经历则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业冲动。在1980年，陈春先就下海创办了“服务部”开始经商，1983年他创办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华夏新技术研究所。陈春先的合作者纪世瀛对《新世纪》周刊表示：陈春先点燃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火种。但当时他们的行为在中科院的很多同事看来就是疯了，风凉话更是多得是。但不管怎样，在一批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创业开始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关村也随之发展起来。

　　但无论年广久还是陈春先，都没能在上世纪80年代真正把事业做大。在家庭矛盾的纠葛中，年广久把品牌转让给了自己的长子、次子。而陈春先的企业在遭遇官司后发展艰难，很快在联想、方正等企业崛起后销声匿迹。

　　创业者需要勇气，需要一点运气，但更需要的是管理。对于年广久、陈春先这样被圈里人称为“先烈”的创业者，缺乏良好的规划，不能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成为发展上最大的瓶颈。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由勇者开辟的时代渐渐接纳了“创业”这一概念，而个人财富的地位渐渐得到了认同，私营企业不再受限制规模的羁绊，“经理”这一词汇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90年代创业：下海、海归和CEO

　　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业下海开始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

　　当时人们用“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这样的顺口溜形容下海创业的局面。而在创业实现个人价值、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体制的引导，创业者在很多时候都陷入了追求短期利益的漩涡。价格上的双轨制给了很多人转手赚大钱的运作空间，政府机构直接开办实业公司开始成为风潮。

　　皮包公司、批条子、对缝、贷款成为商业流行词，以股市、期货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出现更让中国创业者来不及感受变化。过度追求利润不但让这一时期的创业者丢失了形象，也就此种下了“原罪”的祸根。在缺乏规则约束的竞争中，创业者习惯了违规操作。但当忽视规则成为习惯，创业者就必然遭到伤害，唐万新、周正毅等一大批富豪都因为继续这种挑战规则的商业行为而受到了惩罚。

　　规则让创业者受伤，规则也让创业者兴盛。在中国经济逐渐融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一环的时候，熟悉国际规则的海外留学生开始回到中国创业发展。“海归”成为中国创业者的一个代表。而海归们的中国创业恰恰赶上了中国IT产业发展，以硅谷模式为学习对象的中国科技企业开始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张朝阳、李彦宏、丁磊、陈天桥等数字英雄不但创业成功，而且迅速成为富豪榜前列的名人。

　　从公职人员下海到海归创业，90年代的中国创业史经历了一番理念上的洗礼，科学技术的力量被重新认识，普通人的创业雄心被再度点燃。而像CEO这样职位的出现也代表了中国企业已经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接受最先进的理念，创业开始成为一种流行。

　　新世纪创业：资方、上市与配套

　　在创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创业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能不能坚持，是不是要转型。

　　曾在中关村打拼多年的海归马劲松有过这样的体验：中国的老板已经习惯了满地都是黄金，他们要做的只是弯腰拾起。很少有人想过未来的道路是否还能这样顺利，甚至连抬头望路的时间都不花费。但一旦经历风雨，地上的黄金失去，他们就连走路活下去的能力都没有了。

　　中国台湾的IT巨头施振荣曾对《新世纪》周刊表示，高科技创业企业会在第三年遭遇死亡之谷，而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梁桂也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认为企业在创业阶段生命力非常脆弱。

　　中国的创业企业，常常是业务催生企业，在几个订单做完后，就失去了业务走向。而更加伤害创业的是，由于习惯赚快钱，企业不但没有形成足够的品牌意识，甚至放弃了应该有的坚持。今天做地产、明天做

　　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以后，创业变得不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也不限于是兄弟几人的聚义梁山。创业正在变为一条生产线，各自分工，各取所得。

　　创业者的团队必须从最初一刻就开始有细致的准备，吸引人的商业计划书、一个有职场魅力的总经理、抓住市场空白的产品以及稳定的技术人员。而如果能够得到资方的信任，一个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人脉关系的CFO(财务官)逐渐成为创业者成功的关键。来自美国的风险投资者已经开始提前物色CFO，并将他们推荐给创业企业。

　　然而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创业人不可避免地被推入到诚信的漩涡。长久以来，上市成为中国创业企业的终极目的，甚至很多创业者认为上市就是创业成功的标志。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要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企业家从来只相信商场斗争的尔虞我诈，忘记了如何与公众打交道。

　　而整个创业链条上，中国创业者还没有形成对机制的认同，配套体系更不健全，不能做到在创业过程中每个人都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张朝阳曾经举例：在美国，一个创业者出来创办一个公司以后，马上会被一个管理团队管理，包括Google的创始人，他们可以专做他们最擅长的工作，它的配套体系可以把公司带上未来。在中国没有配套体系，配套系统只跟创始人非常有关系。

　　但人的因素，最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