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你会选择什么大餐

　　“烤鳗鱼卷”、“北京烤鸭”还是“连锁店”，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你会选择什么大餐？

　　摘要：

　　随着中产阶级和城市打工族人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上升，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许多层面上都存在着风险，尤其是在法律和监管领域，其中最孱弱的又当属知识产权保护。沃顿领导力系列讲座(Wharton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近日在旧金山拉开帷幕。沃顿商学院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鲁•迈特里克(Andrew Metrick)与KPCB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就在中国投资的特色和细节、在中国常见的风险投资模式，以及创新为何不是中国市场最看重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随着中产阶级和城市打工族人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上升，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许多层面上都存在着风险，尤其是在法律和监管领域，其中最孱弱的又当属知识产权保护。沃顿

领导力系列讲座(Wharton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近日在旧金山拉开帷幕。沃顿商学院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鲁•迈特里克(Andrew Metrick)与KPCB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就在中国投资的特色和细节、在中国常见的风险投资模式，以及创新为何不是中国市场最看重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正文：

　　随着中产阶级和城市打工族人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上升，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许多层面上都存在着风险，尤其是在法律和监管领域，其中最孱弱的又当属知识产权保护。沃顿领导力系列讲座(Wharton Thought Leadership Series)近日在旧金山拉开帷幕。沃顿商学院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安德鲁•迈特里克(Andrew Metrick)与KPCB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就在中国投资的特色和细节、在中国常见的风险投资模式，以及创新为何不是中国市场最看重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迈特里克教授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风险投资，此外他还著有《风险投资基金：金融与创新》(Venture Capital: Finance and Innovation)一书。讨论之后是观众提问，内容涉及KPCB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方式以及其他风险投资相关话题。下文是对本次讨论进行编辑后的内容。

　　肯特•斯迈特斯：今天晚上我们的首位嘉宾是沃顿的安德鲁•迈特里克(Andrew Metrick)教授，他将重点讲述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接下来的嘉宾是1996年加盟KPCB公司的合伙人泰德•施雷恩(Ted Schlein)，他将具体讲述中国市场。

　　安德鲁•迈特里克：谢谢。首先我想讲讲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情况。下面是一些统计数字：美国的风险投资行业起步于80年代初期，最初的时候每年有大约500家公司获得风险投资基金，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过。[在这期间]，约有20%至30%获得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最终成功上市。

　　自90年代中期开始，获得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开始急速增长，到90年代末期，正如[旧金山]海湾地区人尽皆知的，这一时期也有许多公司先后上市，但还不足以与原来20%至30%的数字相媲美。1998年至2000年，每年有2500家左右的公司获得风险投资基金。2001年至2003年，总共有大约80家获得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上市。现在这个数字基本只是可怜的个位数。

　　由于太多资金涌入风险投资行业，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如今这个行业的发展是举步维艰。鉴于成功获得回报的难度太大，Sevin Rosen等顶级风险投资公司决定撤出这个市场。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或许是有限的)都表明，全球最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譬如KPCB和Sequoias，其实并没有受到这种所谓“竞争”的拖累，他们的业绩一直都非常出色；但那些处于中游的风险投资公司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至于谈到在中国寻找市场的风险投资基金，以及将美国的风险投资模式输出到其它国家，风险投资基金公司一般都会提到他们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撤出资金是不容易的：我可以轻松地投资这些公司，但我怎样才能撤出投资资金呢？确实已有中国和印度公司在西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困难重重。假如你的公司开在硅谷，你还会遇到其它更多的障碍。

　　第二个挑战是公司治理和法律框架。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作为一名风险投资者，你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是公司的少数投资者，你真正的工作其实是提出咨询建议。在与其它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你如何才能确保你的投资不会以种种方式被挪作他用，也就是如何才能确保你投入的资金按照你希望的方式被运用？双方签订的合同又是如何被履行的？

　　仅仅只有诚信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还取决于合同的可执行性以及少数投资者行使正式监督权力的能力。我希望实际在操作这些问题的泰德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以及他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泰德•施雷恩：谢谢你，安德鲁。首先，我想从KPCB说起。我们公司进入风险投资行业已经有大约35年的历史了。我们最主要的投资目标是那些初创公司(Early Startups)。我们也做些“快速增长的公司”(Speedups)，即在我们投资后的季度中收入达到百万美元的公司。另外还有“创业雏型期公司(Incubations)”，即一些我们感兴趣的创业想法；由我们来寻找和组建创始团队等等。

　　我们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信息技术(IT)和IT基础设施，以及这个领域的增长，我们在IT领域投资已有多年的经验。另外，我们有25%左右的投资是生命科学及其相关行业，在这个行业我们也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最近的投资项目是参与传染病防治，我们设立了一支完全独立的基金，这支基金专门投资疫苗开发和帮助疫苗开发的技术以及诊断。另一个新的[投资]领域是绿色科技。

　　但一年前我们的计划之一是进军国际市场。这对我们而言完全是项新的挑战。老实说，我们有90%的投资都是投向我们公司方圆60平方公里以内的公司，我们以前的“外国投资”其实就是犹他州的盐湖城。所以，拓展国际市场对我们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

　　以中国和印度为例，我们最初选择这两个国家是因为劳动力套利因素，中国和印度拥有大量廉价的优秀人才。印度的劳动力套利率曾经一度达到6比1。然后投资巨擎开始进入这些市场。IBM在中国和印度开店，劳动力价格开始普遍攀升，现在的套利率在3比1左右。这个数字只是给你个概念而已。之后随着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队伍的逐渐扩大，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开始迅速增长。

　　我们公司，还有其它公司在这些国家的大量投资，其实并不是非常看重创新，而是占有市场。我怎么会了解这些国家的顾客需要怎样的客户服务呢？而许多公司正是从客户服务起家的。

　　中国绝大多数的风险投资者在从事这个行业以前都是投资银行业出身的。这是我[根据我在中国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多数人来自金融行业。而许多美国的风险投资者都拥有运营背景。比如KPCB的所有人过去都做过经营工作。我在从事风险投资之前曾经花费十年的时间创建了一家软件公司。而中国的情况使得在中国的风险投资都是围绕交易进行的——所有一切都是以IPO(首次公开募股)为中心展开——我认为这种想法非常可怕。

　　在风险投资行业，我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公司缔造者。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创建公司，IPO只是这个过程中的环节之一。是的，IPO是我们的投资获得回报的方式之一，但它并不是比赛的终局。假如以比赛作为比喻，它其实应该是收杆赛。非常坦率地说，从统计数字来看，我们在IPO之后赚的钱远远超过IPO之前。

　　所以，在中国大家关心的不是如何帮助这些公司实现增长，而是如何让公司上市。这种做法存在几个问题。2000年以来亚洲共有39起科技公司的IPO，其中25起等于或者低于他们的询价，低于询价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大家对于未来，即公司的发展缺乏关注，资本市场最终会意识到这点，并且出现对抗性的情况。一味追求上市还说明了一些其它的问题：现有的人才无法消化30亿美元的投资，管理人才匮乏……那里的聪明人真的很多，[但]他们的工作真的效率不高，责任制也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个问题。

　　另外，正如安德鲁指出的，中国的合同法执行力度也不够。所以在中国投资心理有点打鼓，因为你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结果我们找到迂回的方法来投资中国公司。此外，你还背负着心理负担，不知道“政府明天会有怎样的态度”。眼下政府对所有的投资都来者不拒，有大量的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但如果他们突然不欢迎投资，事情就可能发生变化。于是，这片阴云始终挥之不去。让人担心，虽然不是十分担心，但始终是让人担心的事儿。

　　我想用美国风险投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来结束今天的开场白。其中第一种是“没有领导者”(Got No Soul)模式。风险投资者初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选择的就是这种模式。他们会“匆匆飞来中国，再匆匆离去”。这几乎与我坐镇一家我们投资的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相似：我生活在美国，我每年来中国两次。我们同意随时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保持联系。风险投资者在公司进行选择性投资的时候就采用这种“没有领导者”的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烤鳗鱼卷”(Dragon Roll)。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会在中国当地聘用许多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足的人才，但却不会真正授权给他们。然后其中有一个中心人物是初来乍到的美国人，他们做出决策，但是他们没有在当地操作的经验，也不清楚在当地做投资决策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接下来是“北京烤鸭”模式(Peking Duck)。“北京烤鸭”的意思是投资当地的投资基金：“我们就直接去投资；我们在他们的基金里投入1000万美元，这样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用这些钱做些什么投资，并且学习一些经验。”但是这条道路其实行不通。或许你可以看到他们做了什么投资，但你却学不到什么。你只是对这些人的投资有些粗浅的了解而已。

　　最后一种模式是持久性的模型。我就将其称为“连锁店”模式(Franchise)。你可以在当地寻找专业的经理人，专业的风险投资者，然后出钱将他们招至麾下。他们会成为你公司的一部份。你建立一支基金，让他们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然后由你来进行整合。你可以单独募集一支基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普通的合伙人。但他们都是中国当地的人才；他们都是有实战经验的风险投资者，至少是在中国实践的投资人。或者是由你来做出判断，你相信他们会成为优秀的风险投资者。他们拥有足够的资历，他们可以自己做决策，你不需要在美国遥控他们。我想这是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唯一可以长久实施的模式。

　　斯迈特斯：谢谢你，泰德。我想问你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听上去似乎吸引你的并不只是资金和机遇，而是客户最关心的消费者群体。

　　施雷恩：眼下创新并不多见。我可以告诉你至少在五至七年的时间内不会出现大量创新的原因。现在走重复路线的公司很多。我想这也没什么。譬如说，百度正在迎战谷歌，阿里巴巴和当当在与亚马逊竞争。类似这样的成功公司还有很多。

　　有些中国公司从事的业务在美国不一定有。但这些业务与创新无关。有家叫做分众传媒(Focus Media)的公司将漂亮的

液晶显示屏安装在办公大楼等各个地方。这是一种广告模式，分众传媒利用这种模式投放广告和新闻等。这种模式的效果很好，与当地的文化非常契合。这家公司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创新，不存在什么关键的知识产权，但这也没关系，只要它能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

　　总而言之，中国市场并没有很多创新的东西涌现。他们在努力实现流程的自动化，那里还有巨大的市场。现在的问题是，“谷歌与百度谁将成为中国市场的赢家？”我相信两者会在中国市场激烈地交火。

　　现在有些美国公司也在极力进军中国市场，但我认为多数情况下中国公司拥有更多优势去抢占当地市场。

　　斯迈特斯：现在有些公司认为，“或许我们高估了中国市场。”华纳兄弟决定撤出中国；甚至连微软也在讨论撤出的话题。您认为这是一次性的事件？还是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中国市场真的被高估了吗？

　　施雷恩：高估？中国市场可是有13亿人口，而且人们的腰包正变得越来越鼓。我的体验是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与我一起工作的中国人都很有才华。他们希望中国市场继续急速增长。他们瞄准某些具体行业并且渴望在这些行业占据领导地位。他们的期望并不过分。他们期待在20年的时间内完全占据技术行业。这是他们的目标。接下来就看他们是否能够很好地实施计划。

　　当然他们正在努力掌握各种技术。Fallway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他们正在涉足网络与通信基础设施市场。他们有这个能力做到，至于能否赚钱其实倒不重要；政府可以在背后支持和推动他们前进。因此他们可以与思科(Cisco)竞争，俨然是成竹在胸。我想政府希望成功占领这个市场的是中国本土的公司。

　　迈特里克：泰德，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即前面提到的前三种模式都不甚理想。但我也不是很看好你所说的第四种模式，即连锁店模式。我只是想再问问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是紧凑型的公司，也就是所有的合伙人都集中在一起工作。如果组织机构太过于庞大和分散，公司就不再成其为公司。即使非常庞大和分散仍能成功运作的风险投资公司并不多见，很多公司甚至会半途而废，选择放弃，譬如Apax。您是否会担心这样的问题，即虽然可以在中国找到非常出色的人才，但在那里拓展全球知名的KP品牌是否会给这个品牌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你是把品牌交给一些KP公司以外的人？而且激励动机也会有些减弱？是否通常这样的公司都敌不过那些专门瞄准中国市场的公司？

　　施雷恩：这些都是我们通宵辗转不眠考虑的东西。是的，你说的没错。风险投资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人才。这就是我为什么讨厌把风险投资说成是一种资产类别的原因。这是由少数人搏击的精品行业。操作风险投资的可以是几百人，也可以是几千人，但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很小。所以，这是个以人为主导的行业。你必须找到合适的人才。只有找到合适的人才，你才能在其他地方拓展品牌。

　　但是如果你没有与他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之前你能确定他们是合适的人才吗？不能。你会事先做好所有的调查工作吗？你是否尽力？你是否尽最大努力做出明智的判断呢？是的。

　　另外，我对于紧凑型公司的说法也有不同看法。公司结构确实应该保持紧凑，但问题在于，为了保持紧凑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从美国派人过去？我们在这里也有许多工作，我们只有教会他们有关投资过程和投资注意事项的知识才能为他们增加更多价值。我想这就是连锁店模式与其他模式的不同之处。假如坚持下去，就能够获得长远成功。募集一两支基金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但要长久地保持成功就要看你如何在投资方和投资对象之间运作，以及你是否成功地与他人共享信息。当然你不借钱也相当重要。我们既要弄清楚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施加影响力的，哪些地方是应该让他们自己做决定的。取得成功将会遭遇许多困难，但这是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斯迈特斯：我想观众一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

　　观众：您认为在俄罗斯这样拥有创新和研发力量的国家进行风险投资是否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施雷恩：在克罗地亚进行程序开发的公司也是我投资的对象之一。他们的程序开发人员并不是来自美国，这种做法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东欧国家有许多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我们很乐意利用这个优势。但核心业务必须在美国，核心的高级管理团队必须在美国，我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管理远在克罗地亚的开发团队。我不知道是否我们所有的开发人员都要从俄罗斯寻找，但我想某些核心的开发人员也应该在美国本土。做这些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

　　斯迈特斯：您担心知识产权问题吗？

　　施雷恩：现在我们帮助创建的所有公司都不会在美国本土完成所有的研发工作，而且这股趋势近期内也不会改变。知识产权被侵犯，我们当然对此十分忧虑。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来保护相关的知识产权。这也是我们不在中国做大量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风险投资的另一个原因。但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他们正在研究修改相关法规，中国现在正在出台措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

　　观众：您是否考虑过尽早与中国的高校合作，与高校的师生和实验室合作，从而寻求创新和机遇？

　　施雷恩：是的。清华大学培养的学生非常出色。现在如果你想与这些学生合作创业，你就得击败微软和谷歌，他们正在从这些大学抢走人才，他们付给毕业生的薪资非常优厚。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但针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美国与很多的高校开展合作。风险投资者应该与高校合作，看看他们实验室有哪些成果，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为“实验室搜索”。只不过我在美国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实验室产出过任何重大的成果。当然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应该在中国与高校开展合作。

　　观众：您谈到许多在美国投资不存在，但在中国和印度投资却存在的风险。您能谈谈您在这些国家进行风险投资都采用了哪些不同的投资准则呢？

　　施雷恩：在印度，我们会继续现在的做法——即选择性投资。也就是采用“没有领导人”的模式。但我们也会在当地寻找一些比较初级的人才，所以应该属于我前面谈到的“没有领导人加上烤鳗鱼卷”的模式。我们会在印度继续沿用这种模式。

　　我们在中国只进行过两项投资，一种是被动的，即我们并没有加入董事会，另一种是作为董事入主董事会。但我们积累了许多关于中国市场，以及关于公司应该如何进入中国市场的经验教训。因此，我花了绝大部分时间来寻找CEO。我必须信任这个人，你知道有很多做假帐之类的事情。

　　我必须让自己相信，即使我身在五六千英里之外，我也可以相信这个管理团队在做正确的事，正确合法的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乎道德伦理的。并不是说我们在美国就什么事也不管，而是我们要有所信任。而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亲自打理。这点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

　　其他的也就是看有没有市场，这个市场是否在增长，但这些与我们通常进行的流程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本文经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下属沃顿知识在线中文版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