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厂终结者

　　一直在国内未受重视的NGO，如何成为“世界工厂”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执法者

　　文·《环球企业家》杂志社记者 程亚婷

　　天色微亮的时候，姚文娟手下的检查员，已经躲在这家工厂对面宾馆房间的窗户后观察很久了，这是2004年的秋天，姚所代表的维泰(Verite)是一家旨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劳工保护的国际性非营利机构，这次是受一家跨国公司委托，来对其在中国福建的这家代工厂做社会责任调查。

　　半年前，维泰的检查员已经到过这家工厂，工厂的加班记录显示，工人每月加班不超过36个小时，符合劳工保护要求，但这和工人反映的实际状况相差甚远。他们曾向厂方求证，对方仍然坚持自己的记录完整无误。

　　维泰已不是第一次与这些工厂玩“捉迷藏”游戏了。这次复查，他们选择了暗访，从宾馆的窗户向外望去，刚好是工厂大门，工人的进出状况一览无余，姚文娟们真实纪录下工厂员工的进出时间。

　　对这些中国OEM工厂而言，姚所代表的非政府组织(NGO)，就像是可怕的宪兵队，跨国公司希望以此监察和消除血汗工厂。但今年6-8月发生的苹果代工厂富士康涉嫌血汗工厂的风波则表明，这样监察并非时时有效。对跨国公司来说，要想了解另一重世界里发生在生产线上的故事，绝非易事。多数人只看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崛起的事实，西方国家只会担心每年的贸易逆差，以及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可能造成的就业岗位流失，从而掩盖了国际社会可能有的任何怀疑，即中国企业究竟是靠什么办法，生产出售价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机，以及大量的廉价玩具、内衣和电子产品的。

　　而对有社会责任觉醒意识的跨国公司来说，如何控制那些处于其全球供应链体系神经末梢的中国工厂，则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们一方面在压低采购价格，迫使中国制造商想尽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支付更少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又试图以道德守则约束后者的经济行为。这几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中国正在重演19世纪中期英国或是该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业革命史。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工厂和城市，成为“伪产业工人”的一员——事实上，他们中间只有少数被改造为熟练工人，大部分人只是希望能够赚到比来自土地耕作更多的钱。2005年，整个广东省的外来打工者超过1300万，76.3%的人愿意接受低于1000元的月薪，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提供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不断要求超时加班的工厂也较少遇到难以平息的抗议。

　　这些工人们不仅缺少与资方谈判的能力，而且，也缺少保护自己的意识。国际公平劳工协会主席Auret van Heerden在珠江三角洲一家工厂里吃惊地发现，一些女工为了挣更多的计件工资，主动脱掉工厂发给她们的口罩和手套，完全不顾那些需要处理的化学品的粉末会被吸入身体，导致将来胎儿畸形和患上癌症——“她们自己是自己的敌人”。

　　诸如此类的种种复杂因素导致血汗工厂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西方世界难以理解的中国现实。从跨国公司、代工厂、工人、消费者到政府部门和NGO组织的各方利益和责任相关者，“我并不希望大家谴责这个供应链上的任何环节，”Auret van Heerden说，“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来监管它，来控制它。”

　　【监察，与反监察】

　　姚文娟手下的检查员们已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福建宾馆里呆了4天，每天从早盯到晚，详细纪录了员工的出入厂时间。对于经常做查厂调研的姚文娟来说，她的任务就是要从工厂现场采集到真实信息，再形成报告和建议呈交给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会以此决定是否继续给予代工厂订单，这样的压力促成后者产生改变员工待遇的动力。

　　她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当4天过去，她们进厂专门向厂方索要这4天的工人加班信息时，一真一假的两份加班纪录让厂方不得不承认自己修改了资料。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十之八九的工厂都会准备两套打卡记录和好几个月的假工资资料。问题是，检查员能否在短短的一两天内识破对方的伎俩。工厂主虽能提前打印好资料让工人背诵答案，但终归是临阵磨枪。对于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来讲，要查出实情，查厂人员还是很有一手。比如第一次问工人有否加班，通常都会被工人失口否认。没关系，检查员就专门挑个星期天来问，向工人确认那天是否上班。已经加班加得昏天黑地的工人根本没有周末的概念，随口一答就会露出破绽。在广东东莞，大部分玩具厂都实行13+1的作息，也就是工人半个月才能休息一天。

　　如果检查员提出不看工厂事先准备好的工资资料，而要求看另外一段时间的记录，工厂往往会用电脑系统出错或者会计休假等借口搪塞。

　　为了发现真正的工厂管理状况，姚文娟们有时也会进行突击检查，发现急救箱里医疗用品不全，被逮个正着的工厂经理就会尴尬地嘿嘿一笑，但在下午再检查时就补齐了。

　　类似这样的来自厂方的“非暴力不合作”，姚文娟已经见怪不怪。除了敦促跨国公司客户采取更激烈的监督措施，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她能做的是，在接触到工厂管理层的时候尽量去影响对方的思想意识，让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慢慢浸染对方。当然，工厂罢工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对于工厂主会是立竿见影式的教育。

　　姚文娟见证过这样的实例。2000年左右，某家台资服装加工企业有工人罢工，遭媒体曝光。该公司的老板正好随后就出国参加客户会议，之前，每次和欧美大客户见面总是集中讨论质量、款式等与产品相关的问题，这次却让这位老板窘困不已：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在关注工人罢工事件的后续处理，无形的压力几乎让他抬不起头来。

　　回国后，他着手改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公司内部设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并专程从美国聘请专业人士负责，直接向他汇报。姚文娟后来曾拜访过这家工厂，其在劳动保障方面与2000年的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跨国公司一般都是直接从海外聘用专业人士进厂勘察，文化理念的不同也引发了诸多有趣之事。比如外国检查员发现工厂员工请事假必须填写理由，就很难容忍，认为这极大地冒犯了个人隐私。另外，在国内经常被作为有效惩罚手段的罚款，在他们眼里也是绝对不被许可的。类似的冲突比比皆是。不过，请假需要填写理由最后还是被代工厂保留下来了，但不得罚钱也成为大多数工厂通行的基本规则之一。

　　【改良实验】

　　2004年9月，维泰发表了一份关于企业超时加班问题的专项报告，这项维泰在2002-2003年期间针对国际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所做的调查发现，在142个中国工厂中超过93%存在超时加班，56%的工厂每月加班时间超过了80个小时。

　　从2003年开始，耐克公司的中国一级供应商即能遵守法定的加班时间。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这些工厂基本上只为耐克代工制造鞋子，耐克会根据每个厂一年的产能来下订单。如果是做服装的代工厂，受季节等多种因素影响较大，跨国公司在这种很难预期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承包下某个厂的产量，而是把订单分包给不同的工厂。对于工厂而言，如果是生产不同客户的产品，各自有各自的要求，工厂的订单管理难度就会相应增加。特别是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管理比较粗放，延长工时也就司空见惯了。

　　但是，是否像某些工厂主抱怨的那样，跨国公司的订单利润太低，必须迫使工人严重超时加班方能维持工厂的运转呢？

　　当然不是。中国资深劳工问题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在广东开平的侪达制衣厂有过极为成功的改良实践。“善待工人”是整个侪达实验的关键。2004年10月，侪达还专门成立了员工委员会，作为管理层和工人的沟通平台，代表由工人投票选出。工厂帮助工人购买了社会保险，还在厂房内引人瞩目的位置张贴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防火图示、美国Timberland以及Michael Kors两家跨国公司的《行为准则》——侪达制衣厂大约3/4的订单来自Timberland。

　　两年后，该厂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情景：工人的劳动时间从每周54个小时下降到45个小时，收入却从每个小时4块多上涨至5块多，平均月工资从1200元增加到1600元。与此同时，工厂利润上涨20%。

　　如何做到让工人和工厂主皆大欢喜呢？工厂原来的出货时间晚，只能用飞机空运以赶上交货时间。一般客户只负担船费，高昂的空运费全都由工厂自己承担，2003年有高达200多万港币的空运成本，但到2004年就降至120万港币，2005年就完全不再使用空运了。正是保障了员工利益，减少了熟练工人的流失率，提高了生产率，把类似这样的可节约成本省下来，才让工人和工厂达到双赢。“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慈善事业，而是商业行为、是管理行为。”刘开明对《环球企业家》说。

　　让企业社会责任从一项道德标准的约束力，转变为对企业管理方式的改进，也正是维泰正在做的。维泰最近一直在做有关生产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9月7日在深圳蛇口南海酒店举办了第6届，这次是全球最大成衣供应商之一LF集团和Nautica公司委托维泰对其供应商进行培训。培训前，所有工厂代表都认为是外部原因造成过多加班，比如跨国公司给出的单价太低、技术工人难找、订单紧急、原料供应商未能按时供货等，而培训的目的就在于开拓工厂的视野，在整个生产链条上找那些可以由工厂管理者控制和改进的关键点，同时提供一些国内同行的改良案例供讨论。维泰的培训师Macia对《环球企业家》强调说：“社会企业责任做得不好，可能导致低效的生产率。对于工厂而言，与其说是社会责任，不如说是好的管理。”

　　【行动起来！】

　　除了常规的由公司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以及委托独立第三方查厂之外，跨国公司也力求把发订单和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采购部门如果找到了新的供应商，下订单之前须派出检查员前去勘察，通过这一关订单才能发出去。如果工厂劳动条件不符合，可能会责令其在限定时间内改正，最终是否下订单视改进后的情况而定。

　　2005年8月，当香港一家NGO组织指责迪斯尼在中国的代工厂有“血汗工厂”现象时，迪斯尼即聘请维泰进行调查，其中有两个工厂拒绝配合，迪斯尼就取消了和它们的合作。

　　2003年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完成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研究”的报告显示，代工厂均认为来自客户的意见是他们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来自政府，他们则可能考虑搬迁。

　　但是，以取消订单作为跨国公司对付血汗工厂的措施，这种事后惩戒并不能保证一些代工厂不会怀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对跨国公司而言，最有效的内部监管体系，是要有持续解决问题的系统，而不单单是查厂和撤消违规工厂的订单。”维泰执行总监Daniel Viederman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这首先需要跨国公司具有高度的内省和深度的觉悟。2006年，惠普公司发布的《Global Citizenship Report(世界公民责任报告)》中提到，在惠普的一级供应商中有41%不遵从生产守则，超过21%的工作地点不能达到惠普关于安全和宿舍、食堂审查要求，比如卫生条件不合格，单个宿舍容纳的人数过多。当惠普公司威胁说六个月内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就要中止合同时，违规的供应商修建了新的宿舍楼，确保一间宿舍的居住人数不超过8个。

　　“那些希望保持其领导地位的管理者与公司必须要毫不动摇地以自己的正直来赢得所有相关各方的信任。”在致投资者的信中，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写道。2005年5月，通用电气也首次发表了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另外，跨国公司也从后备管理队伍着眼，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选拔MBA毕业生的条件之一。Timberland美国区人事经理康奈利对MBA毕业生进行面试时，他看重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营销或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技能，而是希望这些MBA们必须展示他们怀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责任感。《华尔街日报》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披露，有84%的企业招聘方表示，MBA若能展现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将对其被聘用与否起到一定或相当大的作用。

　　消除血汗工厂的更重要的力量来自政府监管。在深圳，有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即“胡萝卜＋大棒”，以奖罚分明的办法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施行。“胡萝卜”，即动用政府工程、政府采购、政府资助等多种手段，把这些订单落实到遵纪守法的好企业手中。据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福利处副处长张国玖透露，深圳一年的政府工程招标额就有200-300多个亿，另外还有十几个亿的政府采购额和几十个亿的企业资助金。

　　与此同时，深圳也施以“大棒”。2004年，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曾对严重违反五项劳动法规的深圳美芝海燕电子来料加工厂处以196万多元罚款。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每年开出的罚单总金额能达到三四千万元人民币。从去年开始，深圳市政府明确提出要驱逐不良企业，即“消除最恶劣的情形，驱逐最恶劣的企业”。在张国玖看来，最恶劣的情形首先是拖欠工资，再接下来才是严重的超时加班，“我们强调一步步持续地改善，而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让所有企业都达到标准”。

　　2005年，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深圳应力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报告，最近，深圳已将“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列为市委市政府2006年的重大调研课题，着手在全国率先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

　　与政府相比，个人和NGO组织的努力，就显得更难能可贵。自2001年以来，刘开明就一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主题，前前后后进过400余家工厂，对其中的50家一直保持跟踪调查。从前这些工厂都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全都达到了。“工厂只要有一点进步，我们就大力鼓掌，这样它可能就想走第二步，我们就再鼓励它走第三步，并辅以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刘开明说。

　　这些内外之力是否能改变中国代工厂们的生存游戏规则？刚刚沾染上血汗工厂丑闻的富士康所在的龙华镇距深圳市区大约有1个小时的车程，但仿佛两个世界，在外表丑陋脏乱却又很热闹的街道上，每到下班时刻，富士康南大门外的十字路口就会被几万名员工黑压压地堵得严严实实。旁边的一家饭店的老板娘虽不清楚最近的“富士康风波”，但她还是感觉到这段时间以来富士康控制加班的时间严了许多，晚上7点到9点，饭店就会迎来一次工人就餐的高峰，比以前有所提早。

　　苹果公司发言人Steve Dowling在回答《环球企业家》有关其代工厂富士康被指责为血汗工厂的邮件中强调说：“苹果公司将不遗余力确保工作条件的安全。不管苹果的产品产自何处，皆确保工人们享有尊重与尊严。”

　　现在，只有100家大型的西方企业积极参与反血汗工厂运动。它们在过去的10年间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但终究是不够的，因为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制造商没有参与进来。对某些特殊行业，比如服装制造或者消费电子，制定基本通用的标准至关重要。此外，如果要公平竞争，那为什么某一家制造商要承担升级和监控它的工作车间劳动标准的成本，而其他制造商不用呢？

　　虽然跨国公司通常并没有激情去扩展它们的“警察”角色，但是在解决血汗工厂这个问题上，公司不应该失去构造一个合算的、能够自我解决的方法的机会，而非要等到政府强制介入才去纠正。

　　从自我约束到社会约束

　　文·本刊记者 程亚婷

　　“信任，但要核查！”这句里根时代著名的谚语，用来形容目前西方消费者对于跨国公司海外代工厂的态度再合适不过。

　　1990年代初期，利用“血汗工厂”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为挽救其公众形象，Levi-Strauss公司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NGO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促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从单一关心产品质量转向关心环境、工人的职业健康以及劳动保障。

　　不过，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生产守则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在NGO组织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由跨国公司“自我约束”的“内部生产守则”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的“外部生产守则”。

　　到2000年，全球已有246个生产守则，除了其中的118个由跨国公司制定外，其余皆是由行业协会、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的所谓“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主要产生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生产守则制定和监察认证的组织有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简称FLA)、“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荷兰的“洁净衣服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简称CCC)、英国的“道德贸易行动”(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简称ETI)、以及“地毯标志基金会”(Rugmark Foundation)等。

　　这场首先发端于服装制鞋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由于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转移愈来愈深入，也渗透到了电子等新兴行业。2004年10月，惠普公司、戴尔公司、IBM以及5个大的供应商成立了EICC(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电子产业行为准则)，对诸如童工、工人安全保障、工人合理获取薪酬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同年11月，苹果公司也发布了自己的生产守则。

　　工厂监察，作为一项业务也在迅速兴起。比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早在2000年时就审查了全球范围内的6000余家工厂，耐克、沃尔玛等都是其服务的客户。普华永道一天的标准监察内容，包括对工厂的巡查、检查工人工资、纳税记录和员工档案，以及大约对25名工人和经理每位10-15分钟的就地访问。

　　还有10余家类似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监察企业社会责任，维泰(Verite)是其中一家。

　　但问题是，这些检查大都由营利机构来执行，检查员并不要求在工厂之外的地方和工人谈话。“在工作地点之外的地方访谈工人会更诚实，且不会受到来自工厂的压力。”维泰执行总监Daniel Viederman对《环球企业家》表示。这或许是暴露劳工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不过这相对而言更昂贵，大部分公司并不愿意花这部分钱。

　　检查员光凭几天甚至一天的实地走访，能否真正了解中国工人压抑的不满或意见？这也是备受批评者质疑的地方。事实上，当惠普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部的员工看到工人暴露在充满噪音的工作环境之下，当即责令工厂负责人为工人准备耳塞等防护用品，不料工人却并不领情：整天带着耳塞干活实在太难受了！记者亲眼见到了拒绝带口罩或是耳塞的玩具厂工人，他们的回答也如出一辙。另外，令所有利益相关方头疼不已的超时加班问题，工人们似乎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样不满，他们抱怨美国的生产守则阻碍他们努力工作。对于外出打工的大多数人而言，最大的愿望是能赚更多的钱寄回家里。所以工人有足够的利益动力为工厂隐瞒加班的实情。

　　另外，即使是由独立第三方所作的检查，最后的报告都是不对公众开放的。许多跨国公司发现自己正陷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处境。拒绝公开查厂结果，会导致公众对于公司究竟如何改进的问题产生质疑。针对美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如果商家能保证所销售的产品不是出自“血汗工厂”，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价钱。即便如此，也只有16%的消费者承诺会把“与血汗无关”(sweat free)作为自己购买商品的最优先考虑。能否要求跨国公司在其出售的商品上贴上“与血汗无关”的标签呢？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司采取类似的举措。

　　抵制一个公司的产品并不是消费者给跨国公司施加压力的惟一途径。比如，还可以通过游说股东去影响公司重视提高海外工厂的劳动条件。

　　方法不一而足。就敦促企业社会责任而言，不同的监察组织会分别针对全球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有一点却是所有监察组织的共识：灌输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须从上而下，但执行却是由下而上的——改变终归要落实在生产线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