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本源之考证

　　□郭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何谓中国管理之本源？中国的管理学界很少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或者认为这是“土老冒，上不了大雅之堂”，或者认为“太深奥，过于思辨”，或者认为“不够实证，不算科学”。然而，笔者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中国与西方管理差异的本质性问题，对此千万不可忽视。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的开篇说得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但几乎无人仔细去咀嚼其中的道理。中国为什么会这样？这种表象后面蕴藏着何种机理？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专门写过一本书来论述这个问题，但这也可能是他著作中最为不引人注目的书。扼腕叹息之余，笔者不禁想大喝一声：是三国演义开篇拉开了中国管理本源的神秘大幕！

　　理由如下：

　　民族性本源考证

　　从统治阶层的舆论宣传来看，中华民族有着对汉民族的强烈认同感，实际上也是如此。但从统治阶层的管制过程来看，同样还有着严重甚至是带有危害性的、以区域、单位、家族乃至个人的自我认同感，从而时时刻刻、事事处处表现出多种认同间的矛盾和冲突，笔者称之为“大同下的自我间碰撞”。至今为止，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人意识和行为的形容最为精辟，即，人与人间关系往往不随现实中的规范而定，而随具体场景中的位置不断地调整，以此不断地确定其活动的中心点，不断地来个“旋涡式的展开”，使外族人感到不可思议。中国人际间关系的权宜性使得中国的人际关系复杂化，此类“竹幕”实在使外人不解其详，而中国人自己却乐在其中。究其原因，莫过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和悠久之流传，莫过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与处世之道之体现，莫过于中华民族的“现实感”和“实用观”之运用。表现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管理实践中，一定可以发现与西方经典管理之种种大相径庭之处。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会像西方企业那样，固执地坚守一个很多年前就明确的使命或愿景不放手(松下先生居然有个500年不变的公司愿景！)，而以相当灵活的方式寻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笔者曾经说过，“海尔”比“科龙”高明之处在于，张瑞敏知道“真诚到永远”的意境奥妙，而王国瑞只图“科龙要争做龙头老大”之痛快。即，张瑞敏比王国瑞更懂中国文化！换言之，懂中国文化的人才能是具有中国智慧型的企业家！中国文化是中国企业的活力之源！

　　区域性差异考证

　　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北方与南方三者及其相互间的极度不平衡是制约中国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关键。可以说，至今为止，与西方国家相比较，现代中国管理者在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考虑一直是相当的慎重。1956年，毛泽东主席将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作为一个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点，但也只是提出，并未能着手解决。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所谓的富裕区域工业化程度并不高，何况落后地区？只有中央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才能促使中国工业化有所发展。同时由于当时的国际上巨大的政治压力，权力的高度集中也是必需，生活的勤俭朴素也是必需。当国际压力减小后，改革开放势必成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出路。即，以分权为中心的邓式改革极大地促发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分权并没有能促使中国高速增长？原因在于，近3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是在打开国门、使国人直接面对国际化竞争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以往却不是。同样，当分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一次的集中又成为必然，朱镕基总理以及现在温家宝总理的治国之道是在坚持开革开放的前提下，将国力有效地集中起来，除了继续激发东部、城市和南方的发展热情之外，西部、农村和北方某些区域的落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协调好中国这三者和三者间的差异以及由于转型过程中的官员腐败问题，成为中国管理者的管制焦点(温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就以相当长的时间议论了管理一个大国的难度，以后也是如此)。因此，党政领导的自律化、企业经营环境的管制化和社会治理的和谐化成为目前和今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影响到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管理实践中，中国企业经营环境与五年前或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场的成熟化、竞争的多样化和管制的严肃性给中国企业家创造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只会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找机会、钻空子的企业已经不能适应，被淘汰出局，如德龙，等等。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继续在竞技场上生龙活虎，继续分享着改革开放新阶段所带来的收益，向着“常青树”迈进。

　　管理性质之考证

　　即便如此，中国管理的权宜性质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本源性的精华仍旧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未因全球化的冲击而失去本色。事实证明，中国人求生存、求发展的灵活性和实用观所引发的竞争能力远远胜于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只不过过去是“关起门来窝里斗”，今天是“面对全球化压力，学习规则争地位”。所以，当今天的西方统治阶层仍然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时候，不少严肃的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管理本源的活力所在有可能就是未来世界管理的活力所在！因为管理就是一门极具权宜性质或相机抉择性质的学问。中国的管理者更加意识到保持和发扬中国管理本源，是建构和维系中国企业

竞争力的关键！他们在努力吸收全球化的知识与技能同时，有效地对待西方管理学界到处宣扬的制度和知识。可惜的是，中国的管理学者至今还在“拾人牙慧”，以西方管理的本源对待中国管理的本源，这不是在创造知识，而仅仅是“复制”、“复制”和“再复制”的循环而已。比如，有相当多的学者，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社会的种种创新行为，一旦某种社会现象“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观念，他们就会大加赞扬，而不会去探求其之所以产生与演变的原因。当这些现象一旦偏离他们的想像，又会大加指责，从来不愿意想一想，所赞扬和所指责的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就如同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只会用学到的概念来图解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这如何能算做是知识的创造呢？

　　信手到此，忽然想起老外在当前全球的“中国热”中重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任何事发生都是可能的，任何事发生也是困难的(In China, everything is possible, everything is difficult too)”。对此，各位一定会有不同的解释。最为负面的是，中国是个风险极大的国家，要小心谨慎；最为积极的是，中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家，要积极争取。作为本国的管理学者，您是如何看待的呢？您愿意作为一个批判者，甚至是一个发牢骚者，还是愿意作为一个探求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