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管理视角：国企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国企”出身于全民所有制性质，历经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国资企业的身份演变，至今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的争论已成历史，但围绕国企改革依然存在不少热点问题：改制问题、管理层收购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三项制度改革问题、股权分置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看上去很多很大，但拨开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要有效解决问 题，须从认识问题入手。如何认识国企改革的问题呢？

　　回顾国企改革的基本脉络

　　宏观层面上，国企改革是国家经济改革的核心。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不断突破，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指导着国企改革实践的持续深化。目前，国企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已不可逆转，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观层面上，国企改革的逻辑主线，是如何处理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国企改革经历了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市场主导三个阶段。目前，成立国资委、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举措，标志着市场正成为国企改革的主导力量。

　　微观层面上，国企改革始终围绕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权的委托与管理：先是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实施承包制；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制上市；再是国资委成立，监管国企的国有资产。目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与转换经营管理机制，是国企改革最核心的内容。

　　审视国企改革的主体思路

　　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国企作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体，置身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不断调整治理体制和管理机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中心目标。国企要实现市场化的目标，关键是建立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而投资主体多元化、股东多样化是良好治理结构的前提，这就要求对国有独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简称为“国企改制”。国企改制的成果之一是“上市”，上市反过来有助于固化改制的成果，但上市并不是改制的唯一目标。

　　针对国企改制，国家以市场化为方向，结合具体实际，确定了分类管理、抓大放小的战略：对规模和影响不大的中小国企，国家全身退出，股权出售给个人或民企，实现私有化；对处于竞争性领域和行业的大中型国企，国家部分退出部分保留，经营者和职工各占一部分，还可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大型国企，在确保国家控制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入股，重点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目前还存在国有独资企业，但今后也面临着改制。

　　总体来说，国企改革的重心首先放在企业外部，通过市场、客户、竞争、股东等引发的压力和动力，让国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但内部改革不容忽视，国企既需要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也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好的治理让管理更有序，但不能替代管理。尚未实施改制的国企，沿着改制之路前行；在此期间，内部改革不能观望或止步，而要有所作为，特别是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已改制企业或上市公司，内部改革更要加大力度，不断完善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观察国企改革的实践问题

　　顺着上述的主体思路，各行各业的中央和地方国企，有步骤地踏上改革之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原因，在国企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了几个比较集中的操作性问题。

　　一是

证券市场效率问题。将国企改制后在境内外上市，这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境外证券市场有严密的法律和规则，运作经验也比较成熟。而基于承载国企改革与解困的历史使命，国内证券市场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缺陷。再加上不法分子的推波助澜，以及各方经验的欠缺，证券市场逐渐失信于人，各类问题最终彻底暴露。目前，证监会制定了系统的解决方案：推动

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国资委制定相关文件，限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最低持股比例，确保国家对某些行业的控制。作为上市公司最重要的外部环境，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优化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准确评价国企市场价值和经营业绩，并采取期权等手段有效激励国企高管人员。

　　二是管理层收购问题。“郎顾之争”曾引发学界和企业界的热烈讨论，在讨论声中，伊利等上市公司高管频频出事。郎咸平对国内MBO案例的质疑，本来就没站在国企改革的角度，因而也就谈不上拥护或反对国企改革。管理层该不该持股？该持多少股？股价怎么计算？资金从哪里来？这是MBO的操作问题，而实质问题在于：管理层持股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吗？更有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吗？未必。因为，管理层其实就是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不一定要持股，不见得要成为有分量的股东。对于职业经理人，只要激励约束机制到位，照样能激发其为公司创造价值；而且，公司还可以通过期权手段，激励其关注公司的长期价值。对那些适合做MBO的国企，还要追问：交易过程合法合理吗？交易结果公平公允吗？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的行为？国家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公开、透明的规则和程序，严惩违法违规者，以规避管理层的道德风险。

　　三是高管人员选聘问题。在原有的干部管理体制下，遵循“党管人才”的原则，国企高管(包括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任免、调配。虽然国企取消了行政级别，但国企高管的级别仍有价值，卫留成和苗圩从国企到政界的移动，并非特例。党管人才与企业用人差异很大，四大电信运营商高管人员的对调，怎么看都不是企业行为。从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讲，股东选派出资人代表，出资人代表组成董事会，董事会选聘总经理，总经理选聘班子成员。董事会还下设提名委员会，支持高管选聘工作。解决高管人员选聘问题，一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健全董事会的功能；二是建设出资人代表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形成市场供求关系、人才价格及流动机制；三是把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与法人治理结构衔接起来，可在董事会和经理层中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在高管人员选聘上，各级国资委频频出招，乃至面向全球招聘人才，虽有越位之嫌，主流却值得称道。

　　四是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在国企改制之前，特别在《劳动法》出台之前，作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企，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企职工是国家主人，具有国家干部和工人身份；国家事实上承诺了职工的终身就业，职工与国企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后演变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国企改制重新界定了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关系，职工的国家身份就此解除，职工与企业建立起基于劳动合同的雇用关系。这在理论上没问题，关键是实践中如何操作。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改革阶段，主要以买断工龄来实现身份置换，但由于补偿标准总体水平不高，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又存在较大差距，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现象。新一届政府提出“

和谐社会”的主张，更加关心国企职工的利益。在新一轮的改制改革中，一是健全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减少职工的后顾之忧；二要制定合理的职工经济补偿金标准，提高职工对改革的支持度；三要把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表决。

　　五是管理机制和制度问题。国企改制有助于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做好做强企业的基础，但绝不能保证企业做强做大，一些股份制企业或上市公司照样效益低下以至破产倒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激发企业组织的动力和活力，调动企业各层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国家一直在推动“三项制度改革”，目标是“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这在市场化企业看来的基本常识，在国企改制之前简直比登天都难；职工身份问题是个症结，根本谈不上人员的市场化配置，造成冗员多而人才少。改制无疑是个最好的契机，能有效解决职工身份问题，使得“三项制度改革”有了突破口，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也有了起步点。国企要在改制的同时，顺势而为地开展人事改革，搭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由于国企传统机制制度的起点不高，这方面改革的空间就更大，改革的成绩也就更显著。

　　六是历史和社会包袱问题。国企一度扮演了多种角色，承担了多重责任，几十年来沉淀下许多历史性问题，背负起很多社会性包袱。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帮助国企实现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解决冗员过多问题；帮助国企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对国企离退休人员实现社会化管理；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救助和扶持国企中的弱势群体。随着国企改制、改革与发展，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稿件来源：佐佑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