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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Made in China”是中国在世界商业版图上扬名立万的前戏，那么政府倡导的“自主创新”将是国家营销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一步——创意带来的中国发展篇的起承转合，极可能成为本世纪最具悬念的全球红色狂想曲：中国人有多少想象力，这个变化就有多少戏剧性。当“创意”这种不可批量生产、貌似一切皆可点石成金的思维武器成为地球村的生存准则，世界商业竞赛亦将中国推向风口浪尖。
创意前奏曲：中国热情
据了解，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创意经济的形成模式如出一辙。中国一些艺术家们为了潜心创作，将文化艺术机构搬到偏远或荒废的旧厂房内，而这些旧厂房因为融入了艺术家灵感，勾勒出了中国创意产业的雏形。
“中国诞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叫创意阶层”。中国创意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傅晶对“创意”的评价已经超出了产业的范畴。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元浦教授指出，创意产业与新经济密不可分，没有创意产业，就没有新经济。没有新经济也没有创意产业。他说，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与一个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甚至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创意产业的萌芽出现在2002年，当时，经营不善的原杭州蓝孔雀化纤厂停产并将旧厂房对外出租，低廉的房租和巨大的空间随后吸引了一大批设计师和艺术家入驻。这个破旧厂房于是也有了一个时尚的新名字：LOFT49。LOFT原意是建筑中的阁楼，现已逐步演变为利用工业旧厂房和旧仓库开阔、宽敞的空间，来打造充满个性、富有感染力的新型文化和创意型产业的聚集地。LOFT作为一种城市旧工业向新经济转变的新理念、新途径，被西方各大都市纷纷采用，并成为现代都市创新经济、创意产业的代名词。
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以LOFT产业为代表的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美元，并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创意产业发达的国家，其增长速度更快，如美国达到14%，英国达到12%。早在2000年，创意产业就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7.9%，仅次于金融服务业。
在中国，创意产业正成为一项热门行业。据上海市经委的最新统计，目前上海已初步形成18个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基地，这些创意产业基地大多建在上海的老工业建筑内，仅上海第十二毛纺厂的旧厂房注册的广告公司就达122家，也有的建在石库门民居内，如李先生所在的上海泰康路艺术街。
日前，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北京将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打造全国“创意产业之都”。北京已经初步形成了几大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数字娱乐示范基地、中关村创业产业先导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东城区文化产业园以及朝阳大山子艺术中心。
除了北京和上海，广州、深圳、长沙、苏州、杭州等城市都热情高涨，宣称要打造各自的创意产业基地。对此，专家指出，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其所在城市的区位、能级、产业基础，以及产业发展环境等，创意产业基地要有独特的定位，不能一哄而上。
创意主题曲：中国出路
为本已废弃的老工业建筑注入新的产业元素，不仅为老建筑的开发和保护寻觅到了一条可以借鉴的新路，更为一个全新产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但是，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指出，改造几个老厂房，吸引几十、几百家创意工作室入驻，并不意味着创意产业就此诞生。创意产业集聚区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概念，要真正形成集聚效应，个性定位很重要。
事实上，中国的创意产业并不如想象中的乐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由顾问波尼·阿斯科鲁德曾说过“中国创造”面临的症结：“有的时候，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创意产业作为整体的存在，因此不能够正确作出政策和投资的决定，就无法切实地得到落实。”此外，中国的创意产业还面临着经济结构限制创意产业发展、整体职业结构存在缺陷、城市发展规划思维定势、知识产权缺乏有效保护、传统教育无法提供创意土壤、创意产品消费需求不足等等问题。
从杭州LOFT49发展状况看，中国的创意产业似乎离人们对其本身的预期相距甚远。LOFT49内规模最大的朱仁民艺术沙龙会所，除了以艺术会友及少部分区域布置了个人作品外，绝大多数空间让给了落魄甚至流浪的艺术创作者。这里要支付场地租金和招待费用，却没有经济产出。不少入驻者经济捉襟见肘，甚至靠借钱度日。人们不禁怀疑，赋予一些建筑物“创意”的概念，就支撑得起一个产业吗？中国的创意产业的“钱”途在哪？
创意变奏曲：中国转型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多少都有些洋洋自得，皆因中国已经习惯被西方媒体贴上多个NO.1标签：威胁第一强烈，潜力第一强劲，市场第一吸引。但美国《新闻周刊》2005年到2006年的跨年特辑一上来就问：中国有多高？
按照相关数据，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外资进入最多的国家；2004年，中国在全球出口量占第一位的商品增至774种；2004年，中国市场总规模突破16万亿元，是全球现在或未来的最大市场，中国应该在全球化的顶点位置。
按照财经界流行的“微笑曲线”概念，全球化生产的模式可比喻为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在抛物线左侧(价值链上游)，新技术、新理念让产品价值上升；在抛物线右侧(价值链下游)，品牌运作、销售渠道也让产品价值上升；惟独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环节、装配环节，处于抛物线最底端且利润微薄——在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条上，中国外贸200强中，企业出口值有74%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外资NO.1、市场NO.1”的中国所处的，正是全球“微笑曲线”的中低端位置。
全球化顶点和底端的落差让中国的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基于这样的落差，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说法被经济学家严肃更正，认为中国只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的“世界车间”。证据是：中国是空调出口大国，但高性能柜机仍要采用美国部件和日本技术；中国是服装出口大国，但市场上克隆“华伦天奴”的注册商标高达200多个；中国是家具出口大国，但善于模仿国外创意的家具企业，让流行家具款式以3个月一款的世界最快速度“更新换代”；在龙永图说“不需要自主品牌”的汽车行业，如果外资提供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就可以拿走70%的利润。至于做“世界车间”的坏处，无人能比薄熙来说得更加生动:“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
“世界车间”标签让中国人既恨又爱，它带来了繁荣，也带来忧伤：13亿人因此获得了生活水平的改善，1.2亿进城农民工因此用血汗扛起了全球的微笑曲线。但如果“世界车间”标榜的永远只是最廉价劳动力贩售地和靠近最大市场的一个地址，那么这个听起来一点“创意”都没有的词语绝对是一个愚蠢标签；而政府提出“自主创新”的主题曲，正是为中国寻找更多不能被取代的新标签——没有新技术，中国就不能居于价值链上游；没有新创意，中国就不能拥有自己的世界品牌：中国本土企业在一无原始创业资本、二无核心技术、三无管理体系理论指导的背景下，竟然成长为国民经济主体1/3强的群体，只是中国前一个阶段才会发生的特殊“剧情”。世界著名商业咨询机构埃森哲的负责人Jose Morales近日发表言论，高成本国家正在寻求中国以外的国家作为制造业外包的目的地，原因是为了降低风险。印度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则发布国家战略白皮书，明确提到印度“欲与中国竞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伊斯兰世界已迈出开放步伐，拉丁美洲努力成为数码共和国，土耳其和巴西GDP迅猛增长，中国连“世界车间”的地位也被第三世界觊觎。
学者王建国认为，科技进步和制度组织创新要以源源不绝的创意来支持。一个社会的创意枯竭，发展与进步就会停顿下来，以致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被动挨打的对象。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下，中国不得不参与累人的全球创意竞赛以保持竞争优势，并寻找新模式将本土创意危机变为经济新出口。
创意进行曲： 中国变酷
当创意成为国家竞赛的核心战，将国家变为“世界创意营”是所有沦为“世界车间”国家的最终幻想。“世界创意营”目前和中国尚无恋爱关系，但创意作为竞争力的觉醒已令中国变酷。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封闭状态下的自主创新”是第一次创新浪潮；改革开放后，“开放状态下的全面引进”是第二次创新浪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创新主体由国家变成了企业，开始一窥世界市场的老板们用市场、廉价劳动力为筹码，以物易物般地向世界换取生产技术和营销理念。第三次创新浪潮则发生在当下：全球化下，推崇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创意产业成为主打歌：工人去劳动，工程师搞技术，推销员玩文化玩艺术，创意大师秀境界。
有的刊物曾经推出“创酷经济”概念来形容这股世界性的商业潮流，而《财富》杂志中文版则认为欢乐传媒、滚石移动、富年科技、随身行软件公司、展讯通信、大族激光、外滩三号、联梦娱乐、分众传媒与聚众目标传媒够得上列入第一份“中国酷公司”的名单。名单之外，横店影视城混搭了影视和旅游、腾讯QQ混搭了聊天和虚拟物品销售、 SOHO现代城混搭了生活方式和地产概念、“M-ZONE”混搭了手机用户和文化群落，少林寺混搭了信仰和公关公司……酷公司天马行空，争夺眼球也争夺各自商业领域的“话事权”。方正、TCL、科隆、京东方等11家企业在中国企业创新年会上曾联合作出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宣言”：“中国企业正在占据一个交汇点。中国市场规则的巨大改变，全球经济整合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新挑战与新规则前，企业惟有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新价值，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机会。”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弗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创意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科技、艺术设计、文化娱乐等创意行业的劳动力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12%上升到今天的30%到40%，在中国，传媒人、策划人、出版人、设计人、广告人、经纪人等创意人群正进行自身的角色转型，与新一轮商业潮流、文化体制、经济的转型并肩而行。兄弟影业董事长王中军说“我能24小时和人谈创意”，事实上，创意阶层的苏醒，正为中国带来更多为创意鞠躬尽瘁、生存在“第25个小时”的创意工作人群。
但中国的创意事业并非就此一帆风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由顾问波尼·阿斯科鲁德曾说过“中国创造”面临的症结：“有的时候，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创意产业作为整体的存在，因此不能够正确作出政策和投资的决定，就无法切实地得到落实。”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创意产业起码面临十面埋伏：经济结构限制创意产业发展、整体职业结构存在缺陷、企业缺自主品牌意识、城市发展规划思维定势、知识产权缺有效保护、传统教育无法提供创意土壤、缺乏创意产品消费需求、创意人才流失、技术工人素质低下、发达国家制造技术壁垒。
尽管如此，超过3.6亿的手机用户、5000万的网络游戏玩家、每年约600万小时的电视节目缺口的中国仍有着未发掘的创意土壤。创意人才小小曾用火柴棍叫板过耐克，创意企业海尔要用中国创造“改变美国人的观念，实现赚10亿美元的目标”，准创意之都京沪在良性竞争中抢夺“我的地盘”——即使旧体制十面埋伏，外国资本虎视眈眈，但乐观的中国居民相信，“创意”的魔力和它为世界带来的戏剧性变化将让聪明中国最终变为让工人快乐地制造幸福的创意国度。正如詹姆斯·韦伯·扬说过：“创意有着某种神秘特质，就像传奇小说般在南海中会突然出现许多岛屿。”
创意结束曲：中国创富
中国创意产业领域已经形成小企业与大公司各自占据文化创意和制造创意两端的局面，但有了各种创意产业园的“壳”，如何吸引世界一流的“内容”来填充？
“从最根本上讲，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是创意人才的极端匮乏，大批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是中国未来创意产业获得大发展的前提。”金元浦教授分析指出，因为创意出自人，因此培养一流的创意人才，增强创意产业高端人才与团队集聚，是培育创意产业的关键。据悉，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需要相当多的创意人才，尤其多媒体设计人才缺口高达8万多名，而且在此方面的领军人物更为稀少，这就严重阻碍了创意产业的发展。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秘书长何增强认为，创意自古就有，但是产业问题一直没有明晰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要构筑其产业链和产业的延伸，而在产业链上流动的最值钱的就是知识产权。一部作品在被发表之前是没有任何市场价值的，而发表后，这部作品就被赋予了版权价值，并得到保护。这一阶段的版权价值还是比较低的。随着产业链的流动，作品被制作成电影、电视片以及开发其他衍生品，其版权价值被多形式、多途径地开发，得到释放，才能实现飞跃式的提升。这才是“创意”成为“创富”的关键。
本刊编辑根据《新周刊》、《小康》等杂志相关内容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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