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对外开放先要对内开放

　  徐刚/文

　　全球化时代,金融业的开放是大势所趋,对“金融安全”的恐惧不仅不能阻挡金融业开放的进程,而且延缓了本土金融业应对开放的行动。金融业开放的第一步,

　　应该在外部压力来临之前,先行对内开放,逐步放开对金融产品创新以及投资的管制,恢 复金融行业市场化运作的本来面目。

　　近来,金融开放是一个相当热闹的话题。20国财长和行长会议期间,美国财长斯诺大肆游说,鼓动中国实行金融开放和灵活的汇率政策,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紧接着,中国建设银行海外上市成功,但由于战略投资者购买建行股权的价格低于海外IPO发行的价格,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建行上市是一种变相的“贱卖国有资产”。

    与此同时,瑞银证券(UBS)宣布收购北京证券资产,设立新的合资证券公司,并拥有了控股权,引发大量外资投行纷纷排队等候加入这一行列。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之争

　　由当前这些新闻热点事件引发的针对我国金融开放的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认为,金融开放将引发我国金融安全的危机。如果我国大型

商业银行或者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股权被外国资本所控制,我们的金融命脉也将会被他们所掌控,一旦出现极端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事件,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1989年的政治风波,那么我国的金融安全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开放将会削弱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出现类似于英国和香港金融业几乎已经没有本土大型金融企业的状况,从而产生另外一种形态的金融安全问题。总而言之,在金融开放的讨论中,越是强调金融安全这个足够宏大的词汇,就越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其观点和政策就越容易为社会大众和决策者所接受。

　　实际上,类似于“金融安全”的思想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家电行业的开放就曾经引发过关于“民族产业”之争,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则更是多次以不同面目出现过。

    但是,所有这些关于开放的意识形态的争论都没有阻挡我国各个产业开放的进程。家电、食品饮料行业开放后,虽然大量的本土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但也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类似于海尔、青岛啤酒之类的民族品牌。汽车行业却由于长期的过度保护,导致当前还处于在竞争中重建本土品牌的过程中。东亚各国和我国开放的实践表明,哪个产业越是及时开放,就越能在开放中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就越能及早地通过与外资的竞争,创造出本土品牌。

　　金融业虽然不同于一般的实体产业,但是由于同属于服务业,金融与其他服务行业在面临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夸大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用“金融安全”这类危言耸听的大话阻挠对外开放。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我们祭起“金融安全”的大旗,就能够阻挡金融业的开放吗?2006年12月5日,按照加入WTO的协议条款,我国金融业将面临承诺中的开放。虽然还只是涉及到银行业的开放,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尚不在协议条款之内,但我们就一定能避免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加快进入我们的资本市场,从而挑起新一轮金融准入的争端和谈判吗?今年中欧和中美之间的

纺织品贸易重新谈判就是一个例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金融业的开放是大势所趋,利用对“金融安全”的恐惧不仅不能阻挡金融业开放的进程,而且延缓了本土金融业应对开放的行动。因此,当前的焦点并不是金融开放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积极地应对金融开放的问题。

　　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

　　应对金融业对外开放,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应该先启动金融业的对内开放。金融原本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下的产物,然而国内金融业却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金融产品生产和销售中的管制、金融机构的股权交易的管制等还十分严重。金融业开放的第一步,应该在外部压力来临之前,先行启动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恢复金融行业市场化运作的本来面目。

　　首先,逐步放开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管制。

　　十几年前,我曾经在地矿部的一个工业总公司工作过,记得当时的老人们谈过,更早的十年之前,下面的企业想改进一种产品的型号,比如将某种钻机从100型改进成101型,必须先打报告到总公司,总公司再上报地矿部,地矿部再到国家计委备案。一个流程下来,没有一年也得半年。如果是更大的产品项目,涉及到技术改造和投资,那就得上报更多的国家主管部门,等待更长更严格的审批了。

　　从那一阶段的经历对照我们当前的金融产品创新,真有异曲同工之处。目前,所有合规的金融产品都是审批制下的产物。未经审批的金融产品销售,不仅违规,而且违法。股票、基金产品的发行销售需要证券监管部门审批,债券产品的发行销售需要多个主管部门审批,信托产品、保险产品、银行产品等等也需要相关部门的审批。有些产品甚至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批准,比如期货品种。有些产品在海外本已经属于场外市场的范畴,比如权证,但我们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审批。

　　产品管制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金融产品供应总量上的短缺和结构上的单一。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高,而间接融资的比重过大。这其实都是由于金融产品短缺的结果。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计划经济中,由于产品单一和供应短缺,国人的统一服饰就是绿军装。

　　金融产品短缺导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狭小,产业容量有限。银行的中间业务始终无法扩张,证券公司在承销、经纪和投资方面的传统业务量更是逐年下降,保险、信托、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也概莫如此。这种局面下,本土金融机构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成长,一旦外资涌入,必然溃不成军。

　　这段时间笔者专程考察了一下韩国的资本市场,以三星证券为例,不计股票交易佣金,多种金融产品的销售佣金已经占到其总收入的20%左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多种金融产品都是三星证券应对市场的需求自主研发的,无需任何主管部门的审批。韩国证券公司应对外资竞争的主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其本土化的销售网络,开发并销售多种金融产品。除韩国之外,日本、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资本市场基本上都采取了上述相同的策略。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应对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第一步,应该放松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管制。从而扩大本土金融市场的容量,壮大本土金融机构的实力。

　　其次,放松对投资的管制,恢复资本的流动性。

　　对金融产品投资的管制是另一种形态的计划经济。保险公司的投资品种决定需要由保监会审批,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的投资由银监会审批,基金公司、证券公司、QFII的投资范围由证监会审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各级国资委决定。国内的资本市场基本上是一个被分割的市场,就像曾经出现过的诸侯经济,各自为政,各管一摊。前一段时间,市场出现了收费权证券化的集合

理财产品,但是由于各个主管部门并未审批所属机构购买,这项创新产品的销售面临了相当大的困难。

　　我们说,资本品的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风险程度决定的。但是这一关系成立的一种重要的前提是资本的充分流动性。在上述分割的市场中,资本与生俱来的流动性特征在这种计划格局下逐渐消失。由于缺乏流动性,资产的定价越来越偏离其内在价值,而更多地取决于供求关系,股票市场时而暴涨、时而暴跌。

　　所以,金融业的对内开放,必须打破这种分割的状态,恢复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才能在对外开放之前,实现国内资本市场的统一,壮大国内金融业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