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杂志：中国企业跨国收购中的第二主角

　　文/周燕

　　“在任何地方,如果人们分为小的氏族生活着,则会互相抢劫。这时掠夺成为职业根本不被认为违反自然律,而是说谁掠夺的越多,谁的荣誉就越大,并且会被后代当做荣誉来纪念。”(Thomas Hobbes,1588-1679)

　　在任何市场中,如果企业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并生存着,则会互相兼并与收购。这时收购就成为了企业的任务之一。这根本不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手段,谁收购的越多,谁的实力就越强,并且为人们当做光荣来宣传。

　　当收购跨越了国界,它的目的和内涵便更加丰富。这不仅是实现企业国际化的理想,更是政府在战略上的未雨绸缪。政府成为企业跨国收购中不可缺少的角色。那么中国的“第二角色”准备好了吗？

　　呼唤“第二主角”

　　从2004年开始,中国企业在跨国收购的舞台上星光闪现。其中,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联想收购美国IBM的PC业务已经尘埃落定,交易金额分别高达5亿、12.5亿美元；TCL和阿尔卡特在法国总统的访华期间正式签订了合同,TCL阿尔卡特移动电话公司(TAMP)随之问世；上汽收购英国罗孚汽车的前景因为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来华周旋而变得渐渐明朗；中海油为了以整合自己的油汽资源,实现战略性“突围”,也已经将目光锁定在其美国的同业竞争对手优尼科身上；五矿集团也还在为了成为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的控股股东而不懈努力。

　　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的统计数据表明, 2004年全年中国大陆公司在海外进行了45起收购交易,数量比2003年上升了1/3,收购交易总额为26.5亿美元,比2003年上升约47%。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中,跨国并购和股权置换呈现增长势头,战略性投资正在成为企业海外发展的新途径(见《董事会》2004年第3期)。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交易的数量和金额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势头,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企业的跨国收购之路一帆风顺,是中国企业缺乏“外战”的经验?还是存在许多企业无法克服的障碍?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一方面,是中国企业经验上的欠缺。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虽然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但是,中国企业目前的海外扩张大多还是散兵游勇式的个体行为,并且采取的是“自学成才”的方式。尽管规模在不断攀升,但并没有出现操作性极强并值得借鉴的经典案例。

　　业内人士指出,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个企业在经历了失败后就无声无息了,而其他企业并没有机会从这种失败吸取任何教训,并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企业之间缺乏足够的经验交流。因此,中国企业计划中的跨国并购,成功者少,败退者众。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企业在海外难免碰到敌视的目光。尤其是在资源领域的收购,更是引起了东道国政府的谨慎和重视。例如,中石油两次收购俄罗斯石油资源均以失败告终,就是因其与俄罗斯政府控制这一战略性资源的意愿相悖。

　　目前，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收购一般剑指两大目标——资源和品牌。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其资源的拥有量和消费量之间的缺口,决定了企业必须“出海”。另外,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兴起,中国的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在知名度还有待认可和渠道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收购国外的品牌便成为进入新市场的“桥头堡”。

　　不论是国外的资源,还是品牌,对二者的收购都会牵涉到众多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利益、民族感情，等等。因此企业独自承担跨国收购的任务,多少会力不从心。此时,政府应该义无反顾地走到前台,成为跨国收购中的“第二主角”。

　　撬动跨国收购的支点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并购,也必然会遇到重重障碍。如果中国企业与其海外的标的企业之间有一根杠杆,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如何选择一个有利的支点,从而使中国企业得以拥有更长的力矩?

　　自21世纪以来,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国政府为企业加上了重磅的砝码。

　　2004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颁布了《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该通知对很多项目给予优惠的信贷利率,例如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的项目,能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项目等。

　　这是一个信号,它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在谈判桌上底气十足。

　　在五矿集团与加拿大诺兰达公司的收购谈判前期,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政策性贷款成了五矿的坚强后盾。不然五矿何以一掷千金?

　　一种说法是, 2004年6月底，诺兰达的出售意向受到了五矿集团前总裁苗耕书的密切关注。苗在确定了这是一桩合算的交易后,立刻与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联系,在得到后者大力支持之后,五矿才开始着手准备有关并购建议书。陈元的许诺是,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出面组成国际银团,为五矿集团收购诺兰达提供超过40亿美元的现金,占收购案可能发生金额55亿美元的80%。可见,如果没有国家开发银行的强力支撑,五矿绝没有出价高于对手数亿元的实力。

　　“金钱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在这起五矿发起的跨国收购中同样有效。加拿大左翼势力的强烈反对,工会主席的严厉指责,纷纷出现在加拿大的主流媒体上。类似的还有，中石油曾参与俄石油公司斯拉夫石油公司的拍卖竞购，但最后不得不撤回了出价。因为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控股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强烈反对,俄罗斯议会通过紧急立法,禁止任何国有股份超出25%的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参与俄罗斯国有股份的拍卖。

　　资金砝码已经不足以撬动企业的跨国收购。合理选择高层攻关的时机和采取必要的“考前辅导”才是政府应该选择的“支点”。

　　实践中的反思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目前的外交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一是企业在进入一个国家时,并没有意识到要积极地利用外交资源为其开山引路；二是政府也没能及时地做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顾问。

　　事实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收购的过程中,资金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能够享受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例如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不到承认,“中国威胁论”等等,这些压力本不应由单个企业来承担。

　　中国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外交手段,建立一种协助机制,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一个较为安全的通道和较为公平的商业环境。

　　2005年年初,受到破产保护的加拿大Stelco.钢铁公司将被出售,包括俄罗斯OAOSeverstal公司及美国的钢铁公司在内的5家公司参与竞标。虽然钢铁也是一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但是加拿大媒体却未把重点放在外资收购加天然资源之上。加拿大政坛对此也未有回应。这与诺兰达一案加国政坛和媒体的反映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企业必须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跨国收购确实是“功夫在棋外”。

　　此外,国外企业工会的强大力量,也是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必须攻克的难关。在五矿和诺兰达开始排他性谈判之后,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纽曼对五矿集团只与诺兰达的高层接触,而彻底忽视工会的行为感到十分不满,于是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建议：“联邦政府应采纳更具建设意义的行业政策,以保护和发展加拿大的资源及相关行业。”一些专业人士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工会制度,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遇上较为规范的市场经济工会制度,肯定要经历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政府有义务在这方面对企业给予帮助和指导。

　　对于企业的跨国并购,政府应该在战略上给予指引,在外交上给予策应,却没有必要插手具体的运作。如果政府内部不能形成统一的对策,就很可能影响企业收购的效率。在2004年发生的上汽双龙收购案中,上汽声称其参与双龙竞标是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而蓝星的回答却是：“我们要是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怎么可能去跨国收购汽车巨头呢?”很明显,政府不仅没有为上汽收购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反而让蓝星与上汽上演了一幕“鹬蚌相争”的悲剧，最终迫使上汽高价买下双龙。

　　因此，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坚定有力的“推进器”,而不是适得其反的“搅拌器”。

　　作者供职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