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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层面或许可以全盘西化，如果功夫足够；制度层面问题也不是太大；而精神层面的问题，却很难靠全盘西化解决。因为精神层面的问题的一个核心是自我认同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丢掉了传统，自欺欺人地假装自己是西方人、“国际人”，也许就是丢掉了自我，丢掉了立身之本，其风险是失去特立独行的首创精神和独立的判断能力，失去长期发展的根本目标和终极动力。“你也许会成为一个亦步亦趋的优秀追赶者、二流企业、‘假洋鬼子’，却不大不可能和西方平起平坐，更不用说超越。”肖知兴说。
当然，事实上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家领先中国企业中，它们更多采用的是改造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管理制度的药方。比如华为，“任正非在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使用传统精神资源，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是高手。”肖知兴评价道，“他的问题可能在于，由于他的经历，他对西方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浸入不够深，现阶段他对西方的管理有点崇拜，有点拘泥，有点太强调‘僵化’阶段了。对待西方管理，他应该也有对待传统文化那种拿来主义的气魄，多点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
《差距》一书的作者、北京锡恩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认为：“企业的发展并不是领袖人物的‘创造史’，它的背后有着基本的商业逻辑，而这一点需要华为认真品味。在任正非这些激动人心的言论的背后，更多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这也许意味着，在华为企业文化的骨子里，对“洋老师”的学习是基于‘竞争性的功利’目的，而不完全是对商业化逻辑的遵从。”
中国式商业精神
商业精神(包括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和市场伦理)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商业活动吗？数年前，经济学家赵晓还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点也不相信这其中会存在什么关系：“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厉惩罚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他当时相信，如果市场交易规范并存在竞争和多次博弈的情况，市场道德自然会产生。
但是不久之后，一次北美的游历经验让赵晓彻底地扭转了看法。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中，他阐述了自己对于商业精神/伦理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解：“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能弥补市场之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说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但是，市场伦理道德的建立，并非是依靠照搬和模仿即可达成。
诞生于西方文明下的西式商业精神，在被中国企业照搬进来时，却忽略掉了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前提，这使得理念的走形比比皆是。而且，即使这种学习不走形，以西式商业精神为视角的亦步亦趋，能造就出强大的可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中国企业吗？
“社会学家韦伯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因为新教伦理这种果因文化，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现实：现代企业是西方两百年工业革命的产物，而这两百年兴盛的表面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动力。”姜汝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企业的兴盛，不可能只依靠科学与技术的获得，中国企业同样必须在非物质层面获得强大的文化动力，才能真正获得困境中的突破。”
“在未来几十年，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历史使命将是商业理性启蒙，即正视我们每个人骨子里的农民思想，在中国建立起拥有独立人格的商业文化，从依附于政权和土地的农民，转化为拥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商人。”姜汝祥说。
中国企业该建立怎样的商业精神？在肖知兴看来，其思想内核应该是共享型价值观(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发掘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摒弃中国正式传统(即主流传统、大传统、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传统)中的牺牲+掠夺型价值观(你牺牲，我掠夺；你奉献，我享受；你劳动，我让你当模范)。
肖知兴并且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在一番去芜存精之后，儒家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建立共享型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这背后不仅仅是儒家作为一个信仰体系之一的丰富性和可塑性，更重要的是儒家良好的精神内核。”肖知兴说。
儒家文化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文化，与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理性文化，有着鲜明的差异。一位美国人在惊叹于日本经济崛起的同时写道：“为了了解这个新资本主义是怎样活动的,我们必须了解统辖这个企业国家政府的独特的官吏制度，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法制观念，以及他们拒绝以敌对方法解决争端的方式。这在把和谐相处而不是把法律裁判视为社会最高准则的人们中,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日本人劳动道德的基础。这一传统比人们想象的可能悠久得多。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对后工业社会看来是多么合适。”这种以亚洲四小龙崛起为标志的东亚工业文明，被深深地烙进了儒家文化的印迹。
“中国企业的问题，很多是整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问题，不要苛求企业。单个企业也许可能偶尔实现单兵突进，但全面地突破，在现在这种结构下有一定难度。当然，企业应该是重建整个旧体系、旧系统的最重要的突破口——这也许是现阶段我们探讨中国企业、中国管理的大义所在。”肖知兴对《中国新时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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