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中国企业跨国梦(3)

　　同时，肖知兴还对华为的管理变革提出改进的建议：“任正非在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使用传统精神资源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是高手。他的问题可能在于，由于他的经历，他对西方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浸入不够深，现阶段他对西方的管理有点崇拜，有点拘泥，有点太强调‘僵化’阶段了。对待西方管理，他应该也有对待传统文化那种拿来主义的气魄，多点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

　　寻找中国商业精神：冲动与较量

　　2004年12月8日，当联想在北京宣布并购IBM的PC业务时，这家位列中国企业第一方阵的希望之星，充分显示它布局全球的强烈愿望。联想总部在地理上的迁移——从北京到纽约——似乎更多具有象征性的意味，难道这会暗示着一场战略意义上的占领吗？

　　中国企业已经懂得花钱去到国际市场上买东西——从买技术、买设备，到买资源、买公司，这是进步。更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企业已从委身下嫁地合资，转变为主动地并购海外企业，这是觉醒。

　　从海尔、华为、TCL到联想；从自建工厂或公司，到收购海外市场没落品牌，及至向本领域内的领军企业发起并购，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实现跨国经营的课题越来越近地逼到了眼前。5年前，联想已实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太地区PC单季销量第一；而今，收购IBM的PC业务之后，新联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联想壮大了自己，也“消灭”了对手。

　　告别了“出口创汇”这个早期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目的，这次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正在致力于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于是低成本扩张，境外收购、合资、独资建厂，进行境外加工贸易成了中国企业流行的投资方式和跨国经营方式。

　　但问题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本土赖以成功的经验是否还能在海外市场延续？中国企业欲成为世界级的企业靠什么推动？

　　华为，在海外市场沿用了国内的压强战略，取得初步成功。2003年华为销售额317亿人民币，其中约有84亿(10.5亿美元)来自海外市场，这个数字占到了全部销售额近1/3，完成了从完全面向国内市场到以国际市场为业务增长重点的转变。

　　海尔，在海外市场继续快速响应顾客的要求，也颇有成效。海而为美国学生宿舍设计的小冰箱获得了美国市场的认同。同时“海尔”的品牌越来越值钱了。有评估显示，海尔的品牌价值530亿人民币。

　　TCL，在海外市场扩张产能规模，速度惊人。2002年TCL以820万欧元收购了德国施耐德；2003年9月，TCL通过在美国的控股公司莲花太平洋全资收购了美国高威达公司。2003年11月同汤姆逊合并彩电等业务，一下将产能提升到1800万台。

　　但当华为、海尔、TCL正在成为世界的华为、世界的海尔、世界的TCL时，人们却发觉这前路并非一帆风顺。想一想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所取得的经验和战例吧。现在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美国或者欧洲，在被看作是一家“国外企业”的情况下经营，必须学会如何适应当地法律，与当地的供应商、分销商打交道，招收当地籍员工，并声称要做一个良好的社区公民。

　　所以，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所受到的挫折和“变形”，更值得中国企业用心体会和品味。当中国企业要在另外一个文化迥异的地方开展经营活动之时，意想不到的麻烦会层出不穷。拜“关公”吗？不行，这无助于让店外的消费者明白你的经营理念，也不会让你的外籍员工相信这是更好的管理。

　　“全盘西化”之忧

　　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之梦，存在于现实的困难就有资金、人才、管理经验、供应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还只是器具与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欠缺在于，中国企业在精神层面上的不足。

　　“现实中，中国企业容易碰到的往往是盲目照搬的问题。盲目照搬的问题实质是中国企业在学习西方企业时只看见器具层面(技术/工具/概念)，看不见背后的制度层面(产权/组织/激励)，更不见精神层面(价值观/预设/信仰)的倾向。器具层面的东西容易学习，但制度与文化层面不配套，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肖知兴批评道。

　　20多年前，中国制订了以市场换技术、换管理经验的经济开放方针，由此而形成了自1993年以来的第一波跨国公司投资热潮。但是，在技术、工具层面的学习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跨国公司仍然在向中国转移尖端技术方面保持警惕；同时，有限的转让技术也早已失去保护的价值。而今，中国企业终于从学习西方技术过渡到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全面借鉴，一场“全盘西化”的改造运动正在更多的中国企业里兴起。

　　“全盘西化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急于改变自我表现、摆脱落后局面的急躁情绪的反映。”肖知兴对《中国新时代》说。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们正试图把先进的西式管理经验沉淀到自己的企业中去，结果适得其反。制度化和流程化的改造应用于生产价值链的再造或许是有效的，但主张于人员管理的调整则有些“消化不良”。

　　正如本刊专栏作家袁卫东在本期专栏中所写的那样：“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以职业经理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取代公司创始人及其后裔掌管公司经营大权作为现代公司崛起的分水岭。但在中国，这样的时代是以极度压缩的方式演进的。让创业老板接受职业经理人的管理，甚至让出股份，并在权力和文化上接受前来分享的职业经理人——如果将这一场转变描述为毫无痛苦的成长，那绝对是颠倒黑白，因为，这更像是一场延绵的战争。”

　　但是，这样的西式改造已经被更多的中国企业家们热衷，尤其是那些急于海外上市的公司CEO们。经过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的一番训导和改造，这些中国企业从表面上都具有西方公司治理的模样，一个“假洋鬼子”，经过海外上市的路演，归国后成为“留洋博士”，难道这就真的如方鸿渐手中的那张克莱登大学文凭一样管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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