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体制之困触发国家环保总局的扩权冲动

　　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贵州厅，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对坐在两边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和汪纪戎说道：“我昨天见了曾培炎副总理，我们商量了明年召开一个全国环保大会，把各省市的一把手都请过来。”

　　谢振华是个“老环保”，1982年进入环保总局后，20多年没动窝。他也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官员。

　　在谢振华见曾培炎前，一个说法在环保系统内不胫而走：国家环保总局有望在两三年内与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平起平坐”，升格为“环境保护部”，而不再是现在的“二级局”。“高层领导已有此说法，”一位环保方面的专家对记者说，“就连全国人大和政协方面，也有同样的声音。”

　　环保体制之困

　　两个月前，在有关淮河治污花了“600亿元还是193亿元”的争论中，诸多的“板子”打在了国家环保总局的身上，外界责怪：治淮十年，耗费巨资，但效果不明显，环保总局为此应当承担责任。

　　“企业排污，抓到了，我们只能罚点钱了事，我们没有执法权，而罚款数额又有限。”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罚款最高限度不超过20万元，而企业治理污染的费用比这个高得多，这也就造成守法企业成本高，违法企业成本低的尴尬局面。

　　按照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地方环保局归当地政府管理，环保官员由当地任命，上级环保部门只有业务指导。

　　在年中的“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要治理好环境污染，一些地方政府靠不住。”

　　此外，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官员出于地方保护的目的，对环境违法行为包庇、纵容、袒护，有的甚至谋取部门和个人的利益。

　　“扩权”之论

　　“我们在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环境生态。经济形势一日一变 ，社会形态一年一变，环境生态十年一变，但它们产生的实质影响正相反。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潘岳这样说。

　　这段被称作“盛世危言”的言论，其实正是环保总局寻求“扩权”核心。

　　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监察局官员证实，全国环保系统内部正在构建一个上下协调、统一的垂直管理体制：加强国家和省级环境监察部门执法力量。国家设立分片管理的环境监察分局，省级环境监察部门根据需要在重点地区设立环境监察派出机构。对于市以下环保部门，特别是经济开发区环保部门，逐步实行垂直领导。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的任免，要征求上一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意见。

　　据环境监察局官员称，一个有关建立“环境警察制度”的建议也已摆上台面。环境警察制度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如美国联邦环保局设有专司侦查、起诉职能的执行处，50个环境检察官办公室和200多名环境检察官等，建立起中国的环境监察专员制度，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中国的环境警察队伍。

　　今年10月，江苏省已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环境监察局，在全省形成了总队、支队、大队、中队四级标准化序列“兵强马壮”的环境监察队伍。

　　政绩考核之变

　　在内部强化权力的同时，环保总局的“扩权”之手也伸向了外部。

　　“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是各级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挥棒’。”从政多年的潘岳确信，“政绩”最为各级官员所看中，也是升迁最为重要的资本。而科学全面的官员考核指标，可以引导政府管理者尊重自然规律，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潘岳多次对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并成为各级政府管理者的职责所在。理所当然地，“抓环保，首先得抓政府主要管理者。”

　　据潘岳透露，中组部已经和国家环保总局联手，在我国的部分省份进行试点，将环保方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环保业绩将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就是说，地方环保上不去，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仕途也就长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