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很难有中国的经理人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惟一途径

　　《当代经理人》：你有没有碰到极大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大前研一： 我在担任雅马哈咨询顾问的时候，川上源一的态度就极其强硬，认为自己的经营术天下第一，对儿子向外人咨询感到不可思议，当众教训了儿子一顿。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整整六个小时，他不断地让我听JOC获奖者的作品，直到夜色沉沉，他才对我说“今日来此，有何贵干？”我只好找了个台阶“下次再来讨教”。

　　但我不得不敬佩他，他对钢琴的制作倾注了惊人的热情，从世界各地搜集木材并试验各种干燥方法和木材组合方式，共试验了16000种变数。但现在为止，从没见过像川上源一那样远远超越时代的企业家，既有眼光，又有对事业的严格要求并积极进取，为实现目标不惜付出全部的热情和魄力。能与这样领导共事，虽有挫折，但学到的东西回头想想真是不少吧。怀着这样的心态去认识世界、他人，你还在乎放弃吗？

　　《当代经理人》：你一个人集众多头衔于一身，在生活中是一个众多角色的扮演者，你清楚自己有哪些头衔吗？

　　大前研一： 我喜欢被称呼为企业家，因为我非常擅长于看到他人没有办法看到的商机。我发明了很多产品，我也是个咨询顾问，帮忙我的客户开发产品。但是现在我想到一些商机之后，会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共同开发，我现在很少花时间为别人做咨询，而是为我自己和我的同事做咨询，所以我更像是个企业家，而不是个咨询顾问，我想在二十一世纪，这个身份更有利。

　　《当代经理人》：你觉得刚才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最成功的是哪一个角色？ 

　　大前研一： 咨询顾问。毫无疑问我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咨询顾问之一。麦肯锡是最昂贵的咨询管理公司，我是麦肯锡里面最昂贵的咨询顾问，所以依此类推，我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咨询顾问。

　　《当代经理人》：在那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觉得哪一个角色你扮演的有一些遗憾，不是很成功？

　　大前研一： 最糟的是政治家的角色，我曾在1995年参加东京的市长选举，我因此而离开麦肯锡公司。我只是想改变日本，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东京市长，同时选举我可以在四年的任期里面不用担忧新的选举。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去实现我的理想，除了我的家人以外，大部分人都支持我的想法。结果有一个戏剧演员来参选，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在电视媒体非常地出名，他这个人非常的坏，他把桌子推翻了，他甚至说推翻桌子翻得都比我还要好，他赢了，他得的选票是我的四倍。所以我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因为我太直率了，我提供了我所有的分析，我告诉他们所有我想做的事情，但吓坏了很多人。我只是一个非常坦率的政治家。

　　《当代经理人》：二战后，爱德华·戴明的管理理论深刻地改变了日本，今天的中国需要类似的管理理念吗？

　　大前研一： 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里。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五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五十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管理是个连续反馈的过程。从自己的还有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断试验，不断积累能力。如果你只是这样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很难有中国的经理人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惟一途径。所以我给中国企业家的建议是，专注于某个小的领域，争取在这个领域做到最强。这需要时间，但这跟中国的文化不符。中国的文化是宁当鸡头，不做凤尾。中国的家族企业里权力倾向于集中在家族内部，所以，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很难。利润来自于实力，而不仅仅是成本更低。(摘自《当代经理人》2006年6月刊)